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9)
2015-02-02 01:07
导读：经验材料表明，两票制、两选联动机制对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完善党支部的核心领导是有效的。保证这种有效性的制度安排，正是在党支部建设中所导入
经验材料表明，两票制、两选联动机制对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完善党支部的核心领导是有效的。保证这种有效性的制度安排，正是在党支部建设中所导入的直选制度机制。村民群众对党支部书记及委员的人选问题，开始拥有发言权。这对中国政治发展来说，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对维护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无疑会发挥积极作用。
Jean C. Oi 和Scott Rozelle提出了“二元权威结构”的概念，他们的视野是决策权在村庄各组织如何配置。参见Oi and Rozelle, Elections and Power: 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2, June 2000, pp.513-539.
郭正林：《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博士论文），香港：香港浸会大学，1999，页2。关于权力资源、权力资源组织形式（权力结构）的讨论，可参阅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页48-54。
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著，王沪宁、陈峰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页72-76。
同上，页47。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8-9。
笔者的经验分析发现，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出现“党强村强”、“党强村弱”的可能性大。弱集体经济-强私营经济的村庄，出现“村强党弱”的机会比较大。那些“党弱村弱”的瘫痪村，绝大部分出现在那些公-私经济均落后的“空壳村”。这表明权力资源在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实际配置，与村庄公-私经济的强弱对比呈正向相关。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民日报编辑部联合课题组（赵树凯执笔）?lt;矛盾·引导和历史的契机—关于196封农民来信的初步分析>，载《农民日报》（1998年1月28日）。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党的组织工作言论集》，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页307-308。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张厚安、徐勇主编：《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页516-517。
广东省民政厅长许道生：<关于我省村民自治工作的情况汇报>（2000年10月23日）。
林若（原广东省委书记）曾分析了实行管理区体制的客观原因：一是广东农村的人口规模比较大，平均3000多人一个村，有的聚族而居的大村甚至人口上万，相当于一个小乡的规模，而一个自然村人口也有七八百人。考虑到村大，便于管理，有必要把村委会建制下沉到小村，在大村一级设立管理区办事处。二是着眼于引进外资，加速农村经济发展，因为管理区办事处的性质是乡镇政府的派出机关，外商觉得靠得住，办事也比较方便。
参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理顺广东农村管理区与村委会关系的调查报告>（1998年4月）。省人大农委林健文、省民政厅基政处王先胜提供了启发性意见（1999与2000年）。
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Kevin J. O’Brien and Li Lianjiang,, “Accommodating ‘Democracy’ in a One-Party State: 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 in China,” in The China Quarterly, special issue(2000), pp.465-89; Daniel Kelliher,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in The China Journal, No.37, January 1997, pp.63-86. 何包钢、郎友兴：<村民选举对乡村权力的影响：对浙江个案的经验分析>，见《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6期，2000年春季卷，页99-124。
与省市民政部门有关干部的座谈，1999年3-6月，2000年11月。
与有关民政干部的访谈，2000年11月。
中山调查，1999年2月。
与省市有关官员的访谈，1999年4月，2000年12月。
与中山、南海、新会等地有关党政干部的情况交流。
与省民政厅有关干部的座谈，2000年11月。
中山调查，1999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