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6)
2015-02-02 01:07
导读：基层党政干部的担心似乎也不无理由。不少地方的村委会，一当选出来就要求党支部移交村务治理权力。村支两委权力冲突的公开化，使那些本来就对村民
基层党政干部的担心似乎也不无理由。不少地方的村委会，一当选出来就要求党支部移交村务治理权力。村支两委权力冲突的公开化，使那些本来就对村民自治存有疑心的基层干部忧心忡忡。例如，某市一个村委会，一走马上任就花费3万元另外装修了一处办公地点，与党支部分开办公。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感叹到：“现在我们几个支委无所事事，今后不知如何是好。”另一个村的村支书、副支书，自选出村委会之后，三个月都没有上班，党支部陷入瘫痪。还有一些村的村委会侵占党支部的职权，宣布辞退团支书和民兵营长。村支书反映：“我村的村委会都停发了团支书、民兵营长的补贴，说你们党支部任命的人，找支书要工资去。我们村的财务开支现在是村主任‘一支笔’，支部都要从村委会出粮，要团支书找我们要钱，不是存心要我们难堪吗？”另一些农村与这些村所反映发情况恰好相反，村支书拒绝移交村务大权，导致村委会难以开展工作，村主任不能兑现竞选承诺而闷闷不乐。还有一些农村，村支两委的权力纷争变成了党支部与村民及村民代表的矛盾。某村村支书向上反映情况时说：“在我们村撤区设村、清理帐目的过程中，村民自行选出18名清帐代表，把我们当作敌人一样对待。清帐代表气势汹汹，要副支书交出经联社帐目。副支书说等书记回来，当时我正在镇里办事，村民找不到帐册，就打烂了支部的门窗玻璃，还把副支书胁持起来，象揪斗地主一样要他交代问题。难道有了个《村委会组织法》，他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就可以不理睬党的领导吗？”
显然，村民选举后的村支书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村民、村民代表、村委会民主权力的挑战。在村民选举中发动起来的村民，不再是沉默的羔羊。当村民被鼓动到投票场所去选举他们的“当家人”的时候，他们自然会问：“谁是真正的当家人？”当被告之他们所选的村主任是法定“当家人”的时候，一般都支持村委会接管法定的权力，而对那些拒绝移交村务工作的村支书表示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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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对党支部书记及其他支委缺乏信任甚至有对抗情绪，是党支部权威下降的社会原因。这种状况与这些农村党支部成员的不良行为记录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在这些村庄，村党支部权力的失落，并不是由于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而是生活在旧体制中的支部成员大多蜕化变质，村民选举只不过提供了一次暴光的机会。例如，广东惠东县港口镇大澳村，在1998年的村民选举中，原管理区办事处干部全部落选，村民对前来调查的人员说“旧班子是一帮蛀虫”。村民还反映，现任村支书不仅不吸取前任支书贪污腐败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变卖集体耕地、贪污挪用公款。后果是，村里200多亩耕地卖得只剩20来亩，而上千万的卖地款所剩无几，村
办公室家徒四壁，村委会只得向镇政府借资2000元才勉强开门。就这么一个营私舞弊的人，还耿耿于怀村民不选他当村长，因而拒绝移交村务，阻挠帐目公开。尽管村主任不断要求接管村务、公开帐目，镇干部还亲临现场督促接交工作，但村支书就是不理不睬，不打移交，导致村委会无法正常运转。这位魏姓支书还振振有辞：“黄腾珠（即当选村主任）一伙人都不是党员，他们文化水平低、素质差，当中有人还曾劳改过，他们没有当干部的资格，凭啥对党支部指手划脚和管理群众……他们至今连村委会的计划都没有制订出来，我怎么好移交给他们呢？”
严重的是，大澳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例如，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红星村，虽经新闻媒体多次暴光，省、市、区、镇有关部门均派人去了解情况并做工作，村党支书至今仍未移交财务管理权，仍以村经济联社法人代表的身份掌管着村的经济大权。又例如，对石井镇的环窖村，镇党委不仅不要求村党支部将村里的财务管理权移交给村委会，反而派人主持召开“两委”会，决定村委会、经济联社、经济发展公司实行财务分帐管理。结果，村党总支书记仍以村经济联社法人代表的身份掌握着村经济、财务大权，不交帐、不交钱，也不准对过去的财务进行审计。两个村的村民都怀疑村支书有严重经济问题，对那些庇护村支书的乡镇干部表示愤慨。东莞市万江区蛇涌村的情况与此相似，原管理区党支部、办事处成员拒绝向村委会移交村务、财务管理权，也不移交合同、文件。而且，管区支书等原班干部，竟然三次殴打村委会正、副主任，以暴力枪夺村委会印章。还有调查分析指出，这类村支书之所以顽固地拒绝移交村务和经济管理权，主要是他们有贪污挪用的犯罪嫌疑，那些死保他们的乡镇干部也有受贿或合伙贪污的嫌疑。全省究竟有多少农村的村支两委处于这种极不协调的状况，笔者还没找到统计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