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3)
2015-02-03 01:09
导读：在康未更动以前，公羊学说原是一个空想的“平天下”议程，经由三个阶段展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每一阶段有它相应的制度。太平或大同成分升
在康未更动以前，公羊学说原是一个空想的“平天下”议程，经由三个阶段展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每一阶段有它相应的制度。太平或大同成分升级的时序，也表现为此成分在空间里作同心圆涟漪式的扩散，直至取消“内外有别”为止。第一阶段是“内其国而外诸夏”，第二阶段是“内诸夏而外夷狄”。最高阶段是连夷狄也能包含在儒家的世界秩序里，达到“远近大小若一，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注解：孙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13、163页。］。在新的公羊学里，从前列 于蛮夷的欧美等国，已被视为在社会进化的阶段上超出中国：民主的美国在内政上已趋“太平世”，而君主专制的中国则仍处于“升平世”的初级阶段。虽然在全球范围来说，人类仍处于战国状态的“据乱世”［注解：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7－11页。］。康派的文明观与当时西方流行的单线进化论合拍，只不过把“白种人的负担”转移到孔子的肩上而已。地球既然仍处于“据乱世”，中国的使命就是与各国合作，共同致天下于太平。
中国作为这个“大同”纲领的诞生地，仍不失其世界之“中”的地位。梁启超1897年的一段话，把此意图表达得最清楚：“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注解：《〈春秋中国夷狄辨〉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8页。］这个天下主义思想体系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孔子，而不是什么“黄帝”。这个在1900年以后大红特红的偶像在维新时代的文献中绝少出现。
在百日维新失败，梁启超逃抵日本后，连天下主义的余烬也趋于熄灭。梁在1899年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注解：《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66页。］既无民族 国家观念，也就说不上有民族始祖。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民族主义从天下主义分娩出来的阵痛非儒教文明独有。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胚胎亦先在基督教世界之腹内妊娠，后又寄于启蒙运动世俗化的普遍主义理念中。后者最具代表性者莫如康德的“永恒和平”。如果康有为的“太平”是靠情感关切的普及于天下来实现，康德的策略则在树立一个超越的权利或法律理念［注解：Robert Caponigri，Introduction to I mmanuel Kant，Perpetual Peace：A Philosophical Essay（New York：The Liberal Arts Press，1948），p。xi。康德的Zum ewigen Frieden发表于1795年。］。在拿破仑入 侵德国期间，德国的知识分子仍处于这种理性的普遍主义影响下，甚至连歌德与黑格尔也视拿破仑为“太平君主”（prince of peace），乃“在一个新的理性基础上重建西方文明的统一者”〖Z W（〗Hans Kohn，Prelude to NationStates：The French and German Experienc e，1789－1815（Princeton，N。J。：D。Van Nostrand Company，Inc。，1967），149。参阅同作者The Mind of Germany：The Education of a Nation（New York：Harperand Row，Publishers，1960），pp。36,58,72－73。］。康德的徒弟费希特至1806年已开始反拿破仑，但他的“祖国并无自主的存在，它只是世界性理念的一个实现场所而已”［注解：Kohn，Prelude to NationStates，p。233。］这句评语，也适用于戊戌年代公羊思想里“中国”此符号所具之性质。
戊戌年代的种族思想
公羊学世界观乃康梁一系的宗派性观点，并非为当时全体维新分子所服膺。要发动这些人，就必须诉诸较一般性、能为大家接纳的纲领。康派于1898年4月在北京成立的具准政党形式的保国会，即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保国会章程以此为“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之同义词，把保国定义为“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把保种定义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注解：《保国会章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233页。］。这里把国与民分开来说，其所谓的“国”仍相当于
英语中的state或c ountry，而不是指民族国家的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