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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2015-02-03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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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提要:历史是一个共同回忆,其组成有一个系谱学之线索可寻。有关现代国家起源的民族史系谱,往往是近代的发明。中国人好称“黄帝子孙”,此种概念在中国自称“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是不可能形成的。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倡严夷夏之防,曾奉黄帝为华夏域之奠立者,清季的汉民族主义分子遂将黄帝转化为民族始祖。 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 ,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现代国家都有对国史上年代悠久的史迹之纪念,但它们往往是晚近产品。英国历史学家霍斯 邦恩(Eric Hobsbawn)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三四十年期间,欧美各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活动频密,为国民共同礼拜的对象之诞生亦多半集中于此时期。法国的巴士底日并非大革命元年(1789年)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后自然而然成为周年节庆,而是第三共和国于1880 年设立的官方节日,即今天的法国国庆日。大革命到了第三共和国才获全面肯定,但它一直是一个造成社会分裂的记忆,把其中任何阶段的领袖挑选出来当“开国元勋”都不妥当,只能尊崇一些泛泛之符号,例如:三色旗与巴士底日之类。美国的花旗虽然设计于独立战争,但学校里对国旗的周日敬礼仪式是在19世纪80年代始普遍流行,目的是把新移民塑造成“美国人”[注解:Eric Hobsbawn,“MassProducing Traditions:Europe,1870-1914”,in Eric Hob sbawn and Terence Ranger,eds。,The Invention fo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271-273,280。]。但这类后起的“发明”之效果,却具自古至今一脉相承之印象,此印象并谱成天衣无缝的国史话语。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霍斯邦恩所谓“传统之被发明”,并无凭空捏造之意,乃指某一历史场合为其自身需要而对过去的挑选与重新叙述。在“民族国家”未形成之前,甚至连所谓的共同记忆都不会有,而透过选择与剔除过程塑造的“共同过去”,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混凝土。这个塑造并非一劳永逸。19世纪下叶,西方民族国家多不将犹太人包括在内,他们对共同过去的贡献反被设想 成是祸害;至于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在共同回忆里也不会有份。但今日撰写的“国史”里已不能把这些成员剔除。

这里顺带解释:欧洲许多国家虽有悠久之“国史”,但其“建国”则在19世纪下叶。它指的是由国民共同参与的民族国家,而非原先的王朝邦国,因此,最邃古的“民族起源”反而是国民生活最晚近发展之产品。欧美诸国在19世纪70年代始陆续进入男子全民普选的“现代”。

德国和意大利连国家统一都至1871年才完成。在某种意义上,清代中国的现代化,即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起步并不算晚,它比日本明治维新早了几年,而当时的俄国才开始取消农奴制,美国正在进行废除黑奴制的南北统一战争。

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崇拜,也是明治维新的一个发明。在幕府时代,天皇并非封建国家最重要的机构,一般老百姓对他也很隔膜。1868年倒幕后,明治天皇第一次东巡江户(东京),江户一带的民众误把他当成民间传说的神明圣德太子。新政府派往民间宣扬爱国与崇敬天皇的宣传队,在三河地区被误认为基督教传教士,导致暴动。这类宣传已具现代政权动员民众的特色。明治政府的其他新生事物计有:在1873年开始设立公众假期,首批假日包括日本开国的神武天皇之登基日,以及明治天皇的生日[注解:Takashi Fujitani,“I nventing,Forgetting,Remembering:Toward a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NationS tate”,in Harumi Befu,ed。,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Representation an d Identit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 993),pp。85-86,88,91。]。前者是神话故事,后者日期确切,但两者都成为官定的全国假期则是一个新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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