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7)
2015-02-03 01:09
导读：中国积弱已久，如今居然能在白人眼里构成威胁，也是一种荣幸。梁启超在1899年应用新名词“人种”，满怀乐观地说：“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
中国积弱已久，如今居然能在白人眼里构成威胁，也是一种荣幸。梁启超在1899年应用新名词“人种”，满怀乐观地说：“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他列举中国人种的优点：“一曰富于自治之力也”、“二曰有冒险独立之性质也”、“三曰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也”、“四曰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也”［注解：《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48－54页。］。人口庞大、资源丰富、移民海外、善于经营、劳工低廉正是当时黄祸论者描绘的中国 威胁。梁的新理论又一次证明了中国思想界已成西方思潮的回响。
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大亚洲主义”也是时鲜货。当时，同类的超民族主义论风行于世界各地，如“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英美主义”（AngloAmericanism）、“大土耳其主义”（Pan Turanism）。但梁启超很快就从超民族主义的诱惑中觉醒，看透日本提倡大亚洲主义乃其大陆政策的烟幕。他于1902年说自己曾经是保国、保种、保教“三色旗帜”下的一名小卒，但“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彼所云保种者，保黄种乎？保华种乎？其界限颇不分明。若云保黄种也，彼日本亦黄种，今且勃然兴矣，岂其待我保之！”［注解：《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50页。］此时梁口中之“国”，已经不是保国会时期的country，而是地地道道的nation，即民族国家。梁启超思想进入民族国家阶段，也与当时西方流行的国民心理学有关。对此学派另有专著，此不赘述［注解：详Lungkee Sun，“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Late Qing P eriod”，Modern China18∶3（July 1922），pp。235－262。］。在这里只需指出：国 民心理学比人种说更能解释民族国家的性质。英与德都是条顿民族，英与美同为英语国家，中与日夸称同文同种，但却各自建立不同的国家。因此，人种本身并不足以界定民族国家。国民心理学的看法是：民族国家必具由共同历史背景形成的集体心理，它是吕邦（Gustav Le Bon）所谓的具共同感情之“心理的品种”而不是生物的品种。当时的民族国家话语尤其借助“天然民族”与“历史民族”的二分法。维尔康特（Alfred Vierkandt）于1896年发表的Naturvolker und Kulturvolker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在日本，加腾弘之在1893年已经指出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天然民族”存在的可能性很小［注解：Winston Davis，The Mora l and P olitical Naturalism of Baron Kato Hiroyuki（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 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6），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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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春，康有为用天然民族来替满汉同种论辩护，章太炎于翌年借助“历史民族”提出驳斥：“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限。”假设纯种是不存在的，满族既已进入中国，理应为中国“历史民族”的大熔炉所化，但章的说法是满族非但拒绝同化，甚至歧视汉人，“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注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95、199页。康的论点见《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章既掌握最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其排满论就比邹容的《革命军》（1903年）来得有说服力。邹容试图根据
生理学的人种分类，把日本人算在“中国人种”内，反把满族排斥到“西伯利亚人种”里头［注解：《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25－26页。］。该书的立论前提，仍然是“天演界中”“两不相下” 的“黄白二种”之抗衡说，但它把日本人算在自己人一方，却把满人排挤在外，已使此说走入理论的死巷。
后来较具说服力的排满论都得从“历史民族”观点出发。汪精卫于1905年写道：“
社会学者尝言：凡民族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注解：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1号（1905年11月），4页。］因此满人的问题不出在异种，而是拒绝同化于“神明之胄”的汉族，身为“犬羊贱种”反冀图吸收被征服的多数民族。至于康有为，他继续用生理学意义的种族构思之结果，终无法过渡到民族国家思维，而是越走越远，走入和民族建国离题万丈的黄白混同、淘汰黑种的 新大同主义空想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