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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5)

2015-02-03 01:09
导读:《黄书》之独特,在异于儒家话语之言必宗尧舜与三代,而以孔子为圣道之集大成者。儒家思想里固然也有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但黄帝从来不是攘


《黄书》之独特,在异于儒家话语之言必宗尧舜与三代,而以孔子为圣道之集大成者。儒家思想里固然也有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但黄帝从来不是攘夷的典范。黄帝剿灭蚩尤并不被理解为种族战争,而被解做平定作乱的诸侯,肇文明之始基。如果强调文明教化,其中心人物自然是孔子,在康有为之流手里,就会把他变成教主,其言教既能推之四海放之万世,势必演为大同之义。但在《黄书》里孔孟都没有地位,王夫之要树立的不是一位教主而是一个种类始祖,并以之为奠立“中国”畛界之起点。湖南时务学堂时代的维新派仍未把黄帝与汉族扯上关系。他们重刊南明志士的禁书,是把明清之际当做重温满汉矛盾的集体回忆之场址。在当时改良主义的总前提下,维新派的种族革命思想也不可能彻底。从戊戌政变至1900年自立军事件,维新志士把“满洲全族”比做德川幕府,自比日本幕末的勤王之师,亦即把光绪帝比做明治天皇[注解:陈长年:《庚子勤王运动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总82期(1994年),101页。]。章太炎在1899年提出过后来令自己汗颜的保留异族的光绪为“客帝”之主张[注解:《客帝论》,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84-90页。]。

大亚洲主义与黄祸论

当时谈种族问题,除了对满之外,还得考虑对洋与对日。“种族”一词既可用来树立满汉矛盾,也可用来突出黄白对立,后一种划界就不单把满人,甚至连日本人也算在自己人一方。

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有把整个亚洲与黄色人种等同的共识,显示当时的“种族”概念仍至为模糊。连赴英受训练的严复也简单地把黄种与亚洲等同,把白种与欧洲等同[注解:《保种余义》,《严复集》1卷,86-87页。]。章太炎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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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故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注解:《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5页。]在18 98年发表的《劝 学篇》里,张之洞亦以为“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而亚洲之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注解:《劝学篇》,37-38页。]既然把地理单位与人种单位混为一谈,又把人种与教化混淆,“民族国家”观念显然还未成形。

1897年末,有鉴于西方列强在东亚的扩张步伐加剧,危及自身,日本遂急于与中国修好,以释甲午战争前嫌。日本在华的公共关系活动,在官吏间争取到张之洞等人,也引起湖南维新分 子的积极反应[注解:Douglas R。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MA: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1993),pp。19-20。]。后者早已受黄遵宪《日本国志》之影响,以明治勤王志士为刻意模仿对象。围绕着光绪的帝党在外交路线上也有联日倾向,以和慈禧与李鸿章等人的联俄政策对抗。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占据旅大,在维新派和日本之间引发唇亡齿寒之共鸣。

在此期间,维新派提倡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黄色种族主义。梁启超于1897年6月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注解:《论中国之将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13页。]章太炎亦于同年11月说:“呜呼!天特使日本盛衰兴替之际,前于今三四十祀,其亦哀夫黄种之不足以自立,而故留弹丸黑子以存其类也。”[注解:《读日本国志》,《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9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在戊戌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保支论”,谓日本为报答濡汉化之恩,有义务招架住西方,以便让“支那”有充分的时间自强[注解:Marius Jensen,Japan and China:From War to Peace,1894-1972(Chicago: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 ng Company,1970),p。136。]。百日维新期间一份很重要的文献是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康并建议光绪用诏告天下方式为维新运动序幕,而其内容则几乎全部抄自明治维新的纲领--由明治天皇于1868年颁布的“五条誓约”[注解:〔日〕村田雄二郎:《康有为的 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近代史研究》总73期(1993年),27-40页。]。伊藤博文在百日维新末期访问京师,甚至有人提议聘请他当中国的首相。在宫廷政变发生后,康梁等人的逃亡亦获日本当局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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