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9)
2015-02-03 01:09
导读：根据当时的国民心理学，国民共同感情的形成，必待透过模仿本民族杰出人物并与其认同。梁启超树立的一些外国模范，对鼓吹他早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
根据当时的国民心理学，国民共同感情的形成，必待透过模仿本民族杰出人物并与其认同。梁启超树立的一些外国模范，对鼓吹他早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或许有用，但对抵抗外敌与建国的借鉴则最多是侧面的，至于把匈牙利抗奥地利志士葛苏士说成是“黄种之光”［注解：《匈牙利爱国者葛苏士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1页。］，则仍有大亚洲主义遗味。中国当时面临列强交侵，亟需树立抵抗异族的爱国英雄，梁对此并非无知觉，但既不便谈明末抗清的历史，遂只能涉及古代史中抗匈奴的典范，于1902年写了张骞与班超合传后，又于1903年发表《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梁后来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较晚近的历史，乃为革命阵营之凌厉宣传攻势所逼。
梁既自诩为新国民史学的奠基人，如果多偏重外国史例，将会失去听众。况且，湖南时务学堂时代的梁曾宣传晚明抗清之史实，可谓开风气之先，后来由革命阵营将其发扬光大。梁的这一方面虽为乃师康有为所压抑，却一直都潜在。但在革命与改良已经两极分化的情形下，梁的《新民丛报》也开始歌颂岳飞和袁崇焕，只会助长种族革命的气焰。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横滨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亮出鲜明的反清旗帜。章用公共回忆的方式来重新想像汉族团体，把明清的改朝换代说成是“亡国”，但却把日本称呼中国的“支那”当本国名称，透露“民族国家”的确是一个外来观念。章在会上颂扬南明抗清志士，并呼吁江浙人士模仿他们［注解：《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书》 ，《章太炎全集》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89页。显然，章后来把文章编集时将原标题内的“支那”改为“中夏”，当发现前一词之不妥。］。章在维新派时代曾筹 “兴浙会”，呈现同类倾向。在“亡国纪念会”后，留日学生界以省份命名的反清刊物如雨后春笋 ，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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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初，来自浙江的鲁迅剪掉了象征满族统治的辫子，并拍了一张“断发照”，送给同乡好友许寿裳，相片后提了一首诗，有著名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注解：鲍昌、 邱文治：《鲁迅年谱，1881－1936》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37页。］。此 时，各地之汉民族主义者有树立黄帝为共祖之运动。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第一
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为了把“民族国家”的起源推得比明代更远，上溯至近五千年前的黄帝，他们遂用黄帝纪年来取代光绪纪年和耶稣纪元，但计算的方式并不统一。于1904年创刊的《黄帝魂》将该年定为黄帝纪元4614年，而《国民报汇编》则把同年推算为4395年，《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洞庭波》、《汉帜》则用同一系统，分别把创刊年1905、1906、1907年改为黄帝纪元4603、4604、4605年。在符号学意义上，清朝260年的“异族统治”遂被5000年的“黄统”所排挤。
反讽之处是：以抗“异族”体现汉民族精神的历史英雄们被供上新建的众神殿之同时，汉族的始祖黄帝却被说成是外来的征服者。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时这股“黄帝热”来得有点突 然，因为早几年黄帝还寂寂无闻，因此多半与拉库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学说之传 入日本有关［注解：Martin Bernal，“Liu Shihp餰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Charlotte Furth，ed。，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 ivesin Repub lica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 p。96－97。］。这位法国学者是泛巴比仑说的提倡者，认为黄帝是两河流域的 君主尼科黄特（Nakhunte），他率领巴克（Bak）民族东徙，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巴克”亦即“百姓”，乃汉民族之前身。此说被章太炎、黄节、蒋观云、宋教仁等人采纳，而梁启 超、刘师培等人亦因而相信黄帝与中国民族起自昆仑山。至1915年袁世凯政府制定国歌，仍按 此说，因此有“华胄从来昆仑巅”的歌词［注解：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55－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