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4)
2015-07-08 01:18
导读：村主任对李家湾“民告官”的事情，持支持态度，否则他在村里也没有脸面，因为他也是李家湾的人。但是，村主任又不敢公开承这个头。分析他的动机，
村主任对李家湾“民告官”的事情，持支持态度，否则他在村里也没有脸面，因为他也是李家湾的人。但是，村主任又不敢公开承这个头。分析他的动机，作为一个每月补贴430元的村领导，不能不顾及那顶小小的乌纱帽和每年5000多元的工作报酬，同时他还要顾及乡政府的面子。以下是笔者与村主任的访谈：
问：“李主任，李家湾上访告状的事情，你的看法怎样？”
答：“这件事我们湾里的人有理，乡政府无理。乡政府不应该在卖掉大楼后不还钱。村民集体把乡政府告上法庭，我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应该支持。但是，上访那么多部门，我觉得是劳民伤财，没有用处。”
问：“李家湾有村民说，村委会是缩头乌龟，连介绍信都不敢开。有这回事吗？”
答：“是实情。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组上的事情，不是全村的事情，不应该由村委会开介绍信。村里有人骂我们是缩头乌龟，这是气话。其实我们也向乡里和市里打了专门的报告，要求尽快解决问题，不要激化矛盾。但上头不理会基层的呼声，我们也没有法子。”
问：“有人说，你们大村干部每月拿一头猪那么多的工资，却不出力保护村里的利益。你如何看待这种意见。”
答：“说村委会干部拿钱不干事，也说不过去。我们村委会和党支部成员并不靠村民来发工资，大村集体有个水电站，每年有5万多元的纯收入。我们村的提留统筹每人每年只有17元，差不多7年没变。凭良心讲，村民的负担不重，因为大队垫付了一些税费。村里2000多人，十个手指头不一样长。一些村民讲我们的怪话，这很正常。我认为我每个月拿的补贴虽然不低，但一个星期我有4-5天都要呆在村委会办公室。抓副业我没有时间，家里连猪都没空养，田里的活都由老婆包起来。李家湾的事我不好出面，我还是尽力从中帮忙。乡里有条规定，凡村民个人上访告状1次，扣村委会工作成绩0.5分；凡村组集体上告1次，扣1分。还规定，村委会干部不主动劝阻这类行为的，扣个人考核成绩5分。由于李家湾村民的集体上访，我们又没有积极劝阻，所以我们的考核分都被乡里扣完了。但我还是跟支书说，不要批评更不要为难他们了。”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由此看来，村主任是在消极支持农民集体维权行动。他的消极，也许是因为他的村主任身份及其组织观念。显然，乡政府以扣分的方式促使村干部制止村民个人特别是村民集体的上访告状行为。然而，如果乡政府缺乏充分的权力资源来奖赏那些按照上级要求行事的村干部，村干部就不会理睬乡政府的那些条条框框。因为村主任毕竟是农民的一分子，其社会经济生活的根基仍然在村落。
3、“一把手”村支书
村支书的角色很特别，在李家湾村民的眼中，他是一个“客人”。村支书49岁，1986年入党。他家的家庭成份过去是富农，长期受压制。摘掉富农帽子后，也没有奢望入党当干部。于是，率先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铺，然后发展成一个小酒店，成为本村第一个“万元户”。1986年，当时上级大力提倡选拔“万元户”当村干部，他就被乡里选中为村主任，2年后接任村支书，直到如今都是本村的“第一把手”。以下是访谈的部分记录： 问：“李家湾农民集体状告乡政府的事情，你怎么看？”
答：“乡里理亏是肯定的。但应该相信上级政府组织最终会解决问题。”
问：“你指的组织是指哪个组织？”
答：“上级领导。村党支部本来想把这件事接过来，但是他们湾里的人不相信我们，生怕我们把钱弄回来后不给他们，但又要我们出介绍信。这就不好办了。”
问：“村里人说，你不支持这件事，是吗？”
答：“找法院起诉，我不反对，但老是上访我不赞成，因为解决不了问题。”
显然，村支书支持“民告官”但不支持集体上访，这一点同村主任的立场接近。然而，村支书说李家湾的人信不过大队，怕钱到了大队回不了组里，表明村民与村支书有一层看不见的隔阂。村支书坚信上级领导能够解决问题，又不主张村民群众以上访的形式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结果只能是于事无补，发挥不了作为。 那么农民的态度又如何呢？李家湾村民的集资告状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了村民的支持态度。村民不仅在资金上提供了支持，并且在舆论上和行动上参与了整个维权行动。实际上，前面提到了四位“骨干”都是普通村民，是村民推举出来的“维权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