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先知(6)
2015-08-07 01:08
导读：这一点，王小东们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表述的非常清楚。他们毫不置疑地引用穆斯林思想家班纳关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者之间区别与优劣
这一点，王小东们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表述的非常清楚。他们毫不置疑地引用穆斯林思想家班纳关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者之间区别与优劣的比较：“班纳认为：西方文明赖以建立的社会原则已经遭遇了破产，‘西方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建立在实用与技能的知识上，在发现、发明以及机械产品充斥的世界市场上，它始终未能对人类的思想提供一丝光明、一线希望、一点信仰，或者给焦虑不安的人提供哪怕是最为狭窄的通往安宁与平静之途。’与西方的享乐主义的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善尽美的伊斯兰。班纳继续指出：伊斯兰能为人的精神提供完美的境界，这是西方文化不能望其项背的。班纳主张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伊斯兰国家摆脱西方大国的控制，确保国家财富的增长，扩大社会服务，建立一个平等的、公正的、道德高尚的社会。”王小东们由此感叹：“在一个个被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压榨和西方精神污染，搞得穷困不堪、乌烟瘴气的伊斯兰国家中，原教旨主义的说教实在是太有说服力了。战斗伊斯兰给了穆斯林们新的光明和希望。”一方面，对“追求完美和理想主义的战斗伊斯兰精神”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充分肯定，而完全回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中世纪蒙昧特色，完全回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人的全面禁锢、对现代化的全面反动这一现实。另一方面，对背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西式的现代化道路”，如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王小东们无一字正面评价，基本认可霍梅尼对“白色革命”的审判－－“这个被如此美妙地称为‘白色革命’的东西，不外乎是一项美国的计划，其用心良苦，旨在毁灭我们的农业，把我们整个国家变成倾销美国生活用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并把我们的农民变成廉价劳动力。”“巴列维王朝是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伊朗人民的。这个王朝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和财富，并向外国人开放。它破坏了我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设施的基础。五十多年来，它一直压迫着伊朗人民。”如果说这些转述尚不足以说明他们本身的立场，那么，他们的如下评述，其取舍褒贬的主观倾向就昭然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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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世界不仅忍受着西方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更难以忍受的是西方丑恶文化的侵蚀。西方人很难理解，当西方的肮脏的色情文艺、堕落的生活方式、疯狂的流行歌曲，随着西方的资本、技术设备一同进入古朴的穆斯林社会时，给那些真正信仰者的心灵上造成了怎样的创伤，以及他们那种难以名状的反感和仇恨的心情。在这种社会的物质关系和心理状态的基础上，伊斯兰很自然地与民族利益融为一体；在这些国家中，当人们对西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伊斯兰化显然就成为对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选择和尝试。
当王小东们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塔里班已经以对自己的人民的残忍向世界展示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居然可以从这种纯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中生长出“对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选择和尝试”，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判断。同样是新左派的张广天却承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下的阿富汗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黑暗中的国家”，批评塔里班是“无视民生、草菅人命的宗族集团”。看来，本来只会煽情的艺术家张广天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比本应擅长实证分析的学者王小东们清醒的多。
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推崇，说明王小东们对现代化的一种抗拒意识。当然他们不承认这个结论，他们会说，他们抗拒的仅仅是西方化－－但问题在于，现代化固然不等于西方化。但现代化生长于西方，现代化与西方化因此本来就是水乳交融，不可剥离。所以，套用一个流行句式来说，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化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西方化是万万不能的。完全拒绝西方化的现代化只是空想；其次，西方化与本土化并不总是东风西风的关系，不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日本最终不是把西方文明与“和魂”结合的很好吗？新加坡最终不是把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结合的很好吗？台湾最终不也把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很好吗？可见，西方化之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必需，而且可行。就历史和现实来说，凡是成功的现代化，莫不在相当程度上汲纳了西方文明，排除西方化的现代化，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拒绝西方文明、拒绝西方化，与拒绝现代文明、拒绝现代化并无实质差异。王小东们对西方化抱持极端对立的态度，这种态度与现代化当然是不相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