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的缺陷与政治认同性流失(1)(4)
2015-12-30 01:14
导读：对于中国如此引人注目的信访活动和信访制度，学术理论界长期以来保持着沉默。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信访活动和信访制度。在关注信访的
对于中国如此引人注目的信访活动和信访制度，学术理论界长期以来保持着沉默。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信访活动和信访制度。在关注信访的学者中，赵树凯和于建嵘是少有的对农民的信访活动和国家信访制度进行实证研究的人。赵树凯称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对进京上访的农民进行专门调查，他分析过《农民日报》收到的196封农民上访信，反思信访体系存在“先天不足”，他分析认为“目前的信访体系，虽然从外部看是群众监督，但从内部机制看还是权力机关的自身监督。”[20]2004年于建嵘主持的有关信访制度改革的调研课题，受到了朝野极大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在于建嵘看来，信访的制度性缺陷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权威的流失。二是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三是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相伴而生，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21]
信访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信访制度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制度，设立信访制度的预期目标是促进执政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从而增强人民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巩固政治认受性。建国以来，信访曾经发挥过预期的作用。但是，根据笔者多年来对于农民信访活动的关注，特别是笔者通过对湖南省农民信访活动的调查表明，[22]信访制度客观上已经成了政治认受性流失的重要渠道。在一些地区，政治认受性的流失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严重问题；在上访农民这个有增大趋势的群体中，政治认受性的流失已经在孕育政治激进主义的情绪、思想、行动乃至组织，并在一些地区达到了危险的地步。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政治认受性指的是公民对于政府或执政党的主动认可。认受不是简单的接受或服从，而是主动的承认和积极的支持。
政治学家一般认为政治认受性有三个来源，一是工具性来源，即公民对于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务回报以政治认可和支持；二是情感性来源，即公民因为对于长期存在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符号的感情认同而对建立在这些传统和符号基础上的政权予以承认和支持；三是道义性来源，即公民因为通过参加公平公正的选举而认定政府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的意愿从而对政权予以承认和支持。
笔者之所以认为目前的信访已经成为政治认受性流失的渠道，是基于下面四个观察。第一，与从来没有参加过上访的农民相比，上访农民在开始上访的时候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和对于政治体制的认同程度更高。原因很简单，上访是有代价有风险的，如果没有回报高于投入的信心，上访就是非理性的选择，而农民的政治理性是无可置疑的。我在湖南等地的实地调查以及我掌握的大量农民信访材料都证明，上访农民绝大多数是无冕的民意代表，他们是农民公认的有正义感的人，同时也是对中央有较强信心的人。证据之一是，上访代表中退伍军人的比例远远超过农村成年人口中退伍军人的比例。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一直有政治大学校的优良传统，普通农民经过数年军旅生涯，不仅学到军事技术，更重要的是树立起对国家、民族和政权的责任心和认同。可以说，农村的退伍军人不仅仅是我国军事意义上的预备队，更是共产党政权的政治预备队。在这些农民政治精英中，凝聚着对政权最自觉最主动的认同和支持，也凝聚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最真诚最崇高的责任感。证据之二是，上访代表中有不少是农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和村民小组长，这些上访代表是获得法律程序认可的民意代表。客观地说，上访农民大多数是农村的政治精英，是政权民意基础最活跃的部分。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曾担任过村支书和现任村支书的农民,以及有一定文化程度并在外打过工的青年农民构成了上访农民代表中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