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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制度的缺陷与政治认同性流失(1)(5)

2015-12-30 01:14
导读:第二,我们的观察和对信访资料的分析表明,虽然在极少数情况下上访农民能够相对顺利地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从而不仅坚定了他们对于信访制度的信心

  第二,我们的观察和对信访资料的分析表明,虽然在极少数情况下上访农民能够相对顺利地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从而不仅坚定了他们对于信访制度的信心,更巩固了他们对于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对中央的信任,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上访活动对于上访农民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呈现的是下面的模式:上访的时间、到访政府的层级与上访人员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成反比。具体地说就是:上访的时间越长,对中央的信任度越低;走访过的政府层级越高,对中央的信任度越低;到北京上访过的农民,对中央的信任度最低;到北京上访次数越多、逗留时间越长、走访的部门越多,对中央的信任度越低。湖南省祁东县上访农民刘某(女)在2004年5月以前已进京上访8次,走访过中央10多个部门,她对笔者感叹说“到北京上访也没有用”。
  第三,对中央的信任度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强度成反比。改革我国的政治制度,改善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保护,是执政党自觉的政治纲领。但是,来自民间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和政治权利要求,对于执政党来说不仅是一种政治压力,更是人民对政权不满的信号,是政治认受性降低的标志。我在湖南省一些地方对农民上访代表进行访谈时,听到过不少已经接近于建国前革命口号的说法,也看到了上访代表关于当代农民地位如同现代农奴的论述。例如,一个上访代表大声疾呼,农民必须组织起来,自己当家作主。另一个上访代表指出,农民必须获得与地方政府平等的政治地位,否则就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处境。还有一个上访代表说,农民必须成立农会,否则就永远不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自己的人权和尊严,永远被当成是“后娘养的”而遭受歧视甚至虐待。在这些激昂的言论背后,是对于上级政府乃至中央不能言行一致、无力保证政策法律得到忠实执行的深深失望。而直接导致这失望的就是在上访中遭遇的种种挫折、打击、失败甚至血腥镇压。湖南省宁乡县道林镇农民减负代表杨跃进回想自己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减负文件精神抵抗县乡“土政策”却被判刑时说:“判刑的是杨跃进,侮辱的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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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强度和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强度与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反体制倾向的强度成正比。根据我掌握的材料,绝大多数上访代表仍然坚持在体制内维权,他们声称上访不能“违法”,相信“中央一定会为上访的农民作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些上访代表,特别是到京上过访的农民,已经与体制渐行渐远,甚至到了离心离德以至于对抗的地步。一个多年上访处处碰壁的农民,在公开信中声称要发动一场民主革命。不少上访信已经直言不讳地流露了农民走向暴力抗争甚至希望改朝换代的心理倾向。有个别上访农民甚至认为“只有改朝换代农民才有出头之日”。湖南省洞口县醪田镇湛田村上访农民米某在上访信中称要“推翻长期压在自己头上的县、乡镇、村三级利益共同体的暴力集团三座大山,彻底砸碎他们剥夺弱势群体人权的一切精神枷锁,(使农民)在法律上真正享受到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 虽然目前我不清楚这些言论是否已经转化为行动,但是据我了解,北京的所谓上访村已经有人在进行“组党”的工作。上访成为政治激进主义思想、激进主义行动、乃至激进主义政治组织之温床的危险,已经不是未雨绸缪的远虑,它已经成了执政党必须面对必须处理的近忧。
  必须指出,上访的种种负面影响,并不限于直接参加上访的人。绝大多数农民或许不言不语,但他们对于发生在身边事情的是关注的,对于上访人员的经历是清楚的。上访农民经历的失望乃至幻灭,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感染其他农民。我在湖南各地调查时看到,声讨社会腐败的并不仅限上访代表,那些从来没有上访的“良民”一样是义愤填膺。组建“反腐部队”的农民,并不是上访代表,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参加过上访,但他们从上访代表的遭遇得出了比上访代表更激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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