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的缺陷与政治认同性流失(1)(6)
2015-12-30 01:14
导读：现行信访制度成了政治认受性流失的渠道，是因为它有根本性的缺陷。从政治思想角度看，信访的观念基础不是民主，也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中国的封建人
现行信访制度成了政治认受性流失的渠道，是因为它有根本性的缺陷。从政治思想角度看，信访的观念基础不是民主，也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中国的封建人治传统。一个“上”字，就泄露了君重民轻、官上民下的天机。设立信访制度的初衷是建立一条民意“上达”的渠道，而不是民意“表达”的渠道。这个制度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时代是能够起到一些积极作用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民怨往往是因为最高决策的失误。上访高峰的出现与中央路线的转变是同步的，并且随着中央政策的转变而消失。这种冤有头债有主的信访，不会从根本上伤害政治认受性。这正是我们在文革结束后看到的现象。但是，在这种驭民的思路下建立的信访，到了以规则平等、程序正义和利益集团为根基的市场经济时代，到了掌握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不能再以赢得内战为其政治认受性的主要根基的时期，到了革命党必须转变成执政党的时期，就必然出现捉襟见肘、南辕北辙的现象。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驭民乃至人治的理念上建立起来的信访制度没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主体。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是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分割与相互制约。信访部门在政治理性上只能隶属于集中并表达民意的立法部门。把信访局设立在掌握行政权的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只不过是相当于把挂在封建衙门外的那面鸣冤的鼓变成了一个办公室，根本无法解决对于行政权力的监督问题。目前的信访部门是游移在政府体制内的一块异物，是以科层制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国家制度内的一件古董。
信访活动本来是《宪法》和国务院《信访条例》承认的合法的政治参与，但实际上经常被地方政府视为闹事甚至敌对行动而无情打击甚至血腥镇压。在地方政府的高压和暴力下面，农民一旦由于对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的高度信任而上访，就会被地方政府逼入要么彻底认输、认打、认罚、冤沉大海，要么与地方政府对抗到底不共戴天的绝境。因为他们对中央有信心，上访农民普遍低估上访的实际风险，所以，一旦上访，几乎必然遭遇失望。面对各种挫折、屈辱、打击和失败，有些上访农民吞下了找不到正义的苦果。但是，也有不少上访农民拒绝接受不正义。他们愈挫愈奋，百折不回。他们的抗争心理和行动，就象是高山上的一个雪球，一旦滚动起来，遭遇的每个阻挡和挫折都转化成继续滚动的动力。我的调查发现，不少上访农民的主要控诉已经不是最初促使他们上访的冤屈，而是上访过程中遭受的打击，这就是上访雪球效应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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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上访农民在上访过程中实现横向联合，已经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在不同地区农民缺乏合法联合渠道的情况下，这种自发的垮地区联合对于无法掌握情况的地方政府是个现实的威胁。湖南省桃江县上访农民熊某声称认识邻近数县上访农民，并能动员成千上万农民联合上访行动。我在调查中发现杰出的上访精英们大都与外村外乡外县外市外省的上访农民代表彼此保持联系。
在实际运行中，信访渠道已不再起到连接人民与政府的桥梁作用，而异化为农民身心痛苦的荆棘之路。我们看到有多少上访农民在上访中遭到了刁难、辱骂、罚款、抄家、批斗、毒打、追捕、关押、劳教、起诉、判刑、甚至谋杀。对于政治体制来说，上访制度是警报系统，而上访农民是政权免疫系统不可或缺的白细胞。不少地方党政官员因为上访对他们的政绩和仕途造成威胁而打击上访农民，从长远看，这对于国家政治体系的破坏不亚于自毁长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上访农民代表被地方和基层政府关押和判刑的比较普遍。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济问题等情况，竟然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并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23]2002年10月11日河南省唐河县法院就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反映该县上屯镇张清寨村财务不清、村民选举等问题的上访代表岳春栓、张明才、谢志法等5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至5年。[24]在湖南调查时，我发现宁乡、衡阳、安仁、涟源、湘阴、宜章、溆浦等县的上访农民代表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毒打、追捕、关押和判刑。宁乡县上访农民崔某因减负上访自1999年被派出所追捕外逃至笔者撰稿时已六年不敢回家；被判刑5年的安仁县上访减负农民代表张某2004年释放后一直愤愤不平，他在接受笔者访谈时称自己曾发誓要伺机“炸毁不公正的人民法院”，但看到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后改变了想法，他感到中央对农村的政策好起来了，就决心通过合法途径去申诉；溆浦县年近70的农民代表张某宣传中央的减负政策，深受村民拥戴，但为县乡政府所不容，2001年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在当地村民中引起极大反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中，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对上访农民代表进行的打击，表面上维持了“社会稳定”，实则是以执政党和政府合法性的流失为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