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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由民主在当代的“理想”模式(2)

2016-04-29 01:00

20世纪60年代后,达尔在强调独立组织的自主性对于多元民主的重要性时,也注意到独立组织的自主性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多元民主的根本问题,在于使社会组织具备某些独立性的同时,也必须使之得到控制。为此,达尔提出了多元民主的危害、困境和救治问题。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民主理论的局限,从而展示了一条建立西方民主政治的新途径。罗伯特•达尔提出的多元民主理论颠覆了以往关于民主的经典论述。
　　作为多元主义民主的主张者,达尔的理论主要不是通过创造某种多元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以满足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的要求。作为一种描述性的民主理论,其主要目的是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一种多元主义的理解,其政治分析的切入点由“政党政治”转入“利益集团政治”。达尔认为国家的权力不具有唯一性而是多元的,民主的真正含义就是权力为众多的社会利益群体、政治组织和自治团体所分享。达尔通过对西方多元社会的民主实践的考察,把利益团体之间的政治竞争、利益团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以及利益团体的自治作为其理想的多元主义民主的支柱。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团体的权利、权力和自治,主张社会上的众多团体分享国家权力、参与政治生活。
　　达尔之所以以团体、而非个人为基本政治单位,来探讨它们在政治生活中的竞争,这源于他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兴起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的洞察,社会关系的发展,使得以共同的利益为核心的利益集团成为政治活动的核心,利益集团成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介,是领袖和公民之间联系的媒介。由于当代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正式的民主选举虽然能够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却不能确保决策的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意志。因此,需要通过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竞争而满足多元社会的要求。[3]

　　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如实地揭示了西方现代民主形式的真实机制——社会集团利益的竞争,其实质是要充分发挥独立的自治团体或曰利益集团的作用,发挥其把人民的生活与形形色色的制度联系起来的中介作用。达尔认为,所有积极的和合法的集团都能使自己在决策过程的关键阶段受到注意。个人和少数派能够通过选举和利益集团来影响决策者。没有哪个公共官员能够无视他们的选民。不同的利益集团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分配和制衡关系。一方面,不同的利益集团使得政府的强制力最小化,保障人们的政治自由;另一方面,政府扮演仲裁者的角色,确保利益各异的集团遵守“游戏规则”,应当通过协商、交易和妥协等方式,使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得以和平“共赢”地解决,而这正是达尔所主张的民主实现方式。[4]因此,培育和发展独立组织或利益集团是形成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的关键。独立组织或利益集团在权力制衡中起着关键作用,人民在民主中不可能直接参与政治,个人在权力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个人只能成为组织或利益集团中的一员来参与政治。
 

 

　　实际上,达尔的多元民主强调的是:由于一方面小规模的单位更容易达到民主的标准,另一方面民主政体又最适宜于国家,所以现代国家的民主必须通过相对于国家而论规模较小的社会组织来实现,相对独立的组织是现代民主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没有相对自治的社会组织,就不可能有现代国家的民主。[5]
　　 　多元民主为什么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理想模式
　　
　　在达尔的眼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以自治组织参与政治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是普遍的和最好的政治模式。其理由主要有:
　　第一,多元民主弥补了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缺陷,是扩大的多元的精英民主。多元主义是现代民主理论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是在弥补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缺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多元主义之前,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是精英民主理论。该理论强调民主是少数在选举中获胜的社会精英的统治,而不是多数人的统治。精英民主理论的典型代表是熊彼特,其著名的论点是将民主作为精英竞取人民选票的一种“方法”。多元主义认为,“熊彼特的理论很少关注单个的公民与当选的领袖之间的地带,认为公民在一个以精英的竞争性冲突为特征的世界中是孤立无援、软弱无力的。在这种论述中,很少注意社区联合会、宗教团体、工会和商业组织这类广泛存在于人民生活,并且以复杂的方式把人民的生活与形形色色的制度联系起来的‘中介’团体”[6]。所以,精英主义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多元主义努力的方向是“团体政治”,关注竞争中在选民与精英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利益集团等社会团体,认为正是利益集团等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弥补了精英主义的不足。这正如乔•萨托利所说,“达尔也恪守竞争论,但他所强调的与熊彼特不同。达尔的起点是熊彼特的终点。他寻求的是在全社会普及和加强精英之间的竞争。如果说熊彼特的任务是理解民主的功能,达尔的任务还要加上推进民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