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2)
2016-08-02 01:00
导读：进入1990年代，学者们开始在研究中尝试着引用各种新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进展：其一，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学者们认为商人的
进入1990年代，学者们开始在研究中尝试着引用各种新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进展：其一，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学者们认为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开始抬头，由“在商言商”向“在商言政”转变。其二，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论者多以“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需求作为分析其与政府关系的关键，把商人与政府的离合作为判断其政治独立性或进步与否的标尺。其三，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多
数学者认为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M"型，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注：关于1990年以后研究的具体评述，请参见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26期，1998年9月，第87～98页。）
在西方，1960年代后，一些学者即在从事为中国“资产阶级”正名的工作，强调商人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或者以“对抗论”来重新阐释商人与政府之关系。官商关系长久以来都是他们讨论的焦点。如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小科布尔(Parks M.Coble)、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等人均有相关专著问世。（注：Wellington K.K. Chan,Merchants,Mandarins,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1987;Marie-Claire Bergè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1911～1937,Flammarion,1986).translated by Janet Llov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中文版由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以下引用该书均为中文版页码）；Joseph Fewsmit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其中白吉尔与傅士卓的著作主要讨论的即是1911～1927年的政商关系。白氏在其著作中将1911～1927年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趋势崛起，取得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政治上也日益觉悟，并曾试图去建立一个自己的政权。然而最后却归于失败，“资产阶级”走上了依附国民党的道路。而傅士卓的著作，主要从上海的商业组织入手，去探究晚清至国民党上台之间商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化。他认为上海的商人自晚清后，由于观念的变化，组织的创建，自治运动的参与，日益表现出政治方面的发展，五卅运动则代表“商人组织政治化”的一个高峰。1927年后国民党人曾试图以党化商民组织整合上海商人，但遭到反抗，最终双方妥协，形成一种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而曼素恩则关心“民间力量”的成长，认为它隐含着对“国家”的反抗。小柯布尔等人更把“政府”视作阻滞商业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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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如李达嘉、张桓忠等人亦就商人与政治发表了多篇著述。（注：李达嘉：《商人与政治：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以下皆简称《商人与政治》），台湾大学
历史学研究所，1995年；又：“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决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上册，1994年6月；“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同上，第27期，1997年6月；“五四前后的上海商界”，同上，第21期，1992年6月；“上海商人与五卅运动”，《大陆杂志》，第79卷第1期，1989年7月；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北，知书房，1996年。）特别是李达嘉在其以“商人与政治”为题的博士论文中，认为自1895-1914年，“近代中国商人政治意识逐渐兴起”，但是面对政治强权，最终只有无奈地被压制。（注：达嘉：《商人与政治》，第285～2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