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6)
2016-08-02 01:00
导读：在近世社会变迁这一历史过程中，1911-1927年可谓是一特别阶段。1911年的革命虽然在短时间内未对社会的制度和传统造成激烈的冲击，但是，由革命所带来
在近世社会变迁这一历史过程中，1911-1927年可谓是一特别阶段。1911年的革命虽然在短时间内未对社会的制度和传统造成激烈的冲击，但是，由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性成果却对日后中国社会的广泛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笔者把它作为讨论的起点。而1927年后由于政治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变迁进程与这以前有重大的差异，故姑且以1927年作为讨论的时间下限。当然笔者不认为历史可以割断地理解，因此在具体讨论时，先回溯晚清之际商人与政治的变化，以确立一个“变”的起点。同时，笔者亦会将这16年的经验与此前及1927年后作一定的比较，以更清晰地看出在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变迁的脉络。
三、理论架构
研究近代商人的大陆学者最初多采用革命史框架。所谓革命史框架，即从革命者的立场去推演商人的行为与言论，并且，以“革命”作为评判商人行为的最终标准。此种研究途径，虽然可以揭示历史的一些面相，但往往掩盖了更多的史实。
1980年代后，大陆学者，除一部分人坚持革命史框架之外，一部分人改向现代化框架。他们多从两个角度入手：1、晚清民初的政府做了若干努力，其推出的许多措施有助于现代化的开展；2、商人则努力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做贡献，但是最终并未成功。于是在他们笔下，商人们化作了一个个为了“现代化”或“振兴民族”等高尚目标而去工作的“虚拟人”，丰富的历史内容便简化成资产阶级失败史。商人隐身于此一框架之中，丧失了应有的面貌。
1990年代，一些学者以“市民社会理论”来解释商人，虽然较前面的研究路径有新意，但这一理论模式是否能适用于中国，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而且。这种视角的新转移，未能从根本上脱离泛政治化的模式。因为已有的从这种路径出发的研究，其重心仍以预设的理论前提入手，如预设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真正从商人自身来探究其在近世社会中的角色与行为，并分析其与政治间关系的著述非常罕见。（注：采用市民社会研究路径的主要可参考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一书，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西方学者，除早期的左派史家所做的资产阶级研究外，1970年代后的研究则主要是限定于“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之中。而研讨的重点则在于讨论商人与政府的关系。如白吉尔、傅士卓、陈锦江、曼素恩等人。虽然他们的主题不一，但是透过商人的研究来观察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对抗，似乎均是其核心。
然而，如一些学者的研究所揭示的，在中国，官员与地方精英间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儒家政治策略”的合作。（注：王国斌：《转变的中国》，第101页；亦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第248～250页。）而所谓的“社会精英”增强的活动或者“政治表现”，更多地是因为“国家”的权威降低，官员未能尽到责任之故，而非一种有意的独立倾向。只要“国家”恢复了它的权威，相应“社会精英”的表现便又重返原位。笔者认为这便是与西方迥然相异之处。近代欧洲出现的贵族与王室争夺政治权力的历史图景在中国不容易见到。普通民众所能理解的“政治
哲学”里，“国家”有其固定的职责与任务，而“地方精英”有其职责所守，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已保持了几千年，这种“定式”为民众所熟悉。所以“国家与社会”框架，笔者认为也不适用于民初中国的历史。
有些台湾学者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未受革命史观的束缚，但暗中却是以其作为理论预设的标靶。他们的研究，似乎带有与大陆学者论战而做的意味，所以未能从根本上脱离意识形态框架。由于其论敌曾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而有意弱化商人的角度或功能，故李达嘉等人转而认为在“商战”的旗帜下，以政府的支持，商人的角色因而日渐重要，在民族主义浪潮的激荡下，商人不但在经济事务上担负起对外竞争的重任，更积极参与政治事务，有时对政局的发展能够发挥相当程度的影响。（注：主要参见李达嘉较早的研究论文“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此种积极的评价，虽然可找一些表面的证据，但却远离商人的实态。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商人因社会功能的加强，而有许多主动的“政治参与”或“政治欲望”的说法，更使人怀疑。故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只是针对大陆史家而做的反方向的努力，却未料到依然偏离了问题的核心：商人们想的主要是政治，还是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