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应用 | 古代文学 | 市场营销 | 生命科学 | 交通物流 | 财务管理 | 历史学 | 毕业 | 哲学 | 政治 | 财税 | 经济 | 金融 | 审计 | 法学 | 护理学 | 国际经济与贸易
计算机软件 | 新闻传播 | 电子商务 | 土木工程 | 临床医学 | 旅游管理 | 建筑学 | 文学 | 化学 | 数学 | 物理 | 地理 | 理工 | 生命 | 文化 | 企业管理 |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网络 | 语言文学 | 信息安全 | 工程力学 | 工商管理 | 经济管理 | 计算机 | 机电 | 材料 | 医学 | 药学 | 会计 | 硕士 | 法律 | MBA
现当代文学 | 英美文学 | 通讯工程 | 网络工程 | 行政管理 | 公共管理 | 自动化 | 艺术 | 音乐 | 舞蹈 | 美术 | 本科 | 教育 | 英语 |

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4)

2016-08-02 01:00
导读:笔者认为讨论某一历史主体最好直接使用当时社会上惯用的称呼,或者他们自己所使用的名词,最好不要使用带有褒贬色彩或者意识形态成分较浓的词语。

  笔者认为讨论某一历史主体最好直接使用当时社会上惯用的称呼,或者他们自己所使用的名词,最好不要使用带有褒贬色彩或者意识形态成分较浓的词语。如果后来的研究者一定要用新概念来对某一社会群体作归纳,那么,这种归纳不应出现众多指代不明或者有“史料前预设”的问题。(注:所谓“史料前预设”,笔者意指论者在讨论某一历史问题时,不是从史料入手,而是从某一特定理论框架或者意识形态入手,预先确定一些假设,然后去从史料中寻找“证据”证实。)因此,笔者径直用“商人”这一中性的概念来指称本研究的主体。
  本研究中所指的“商人”是一个泛指性概念,其定义则以民初所颁布之“商人通例”为准。(注:1914年北京政府公布的(商人通例)规定商人为商业之主体,而商业则包括以下17类;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兑换金镶业或贷金业、赡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设场屋以集客之业、堆褛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业、代理业。参看张士杰编,《商人宝鉴》,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第425页;陶汇曾编:《商人通例释义》,商务印书馆,1925年10月,第13页;刘绍基编,《商人要览》,南京书店,1933年4月,第14~25页。)不过,我认为在讨论近代商人问题时,应把一些虽然侧身于商界,但其主要活动却在政界或者党军界或者学界的人和普通商人作适当的区分。就其主流来说,商人自然是以经商为其主业,其兴趣和理想亦在其中。不能把一些暂居商界的党人、政客作为商人的代表来举证。甚至“商客”也不能算作民初中国商人的主流。(注:罗志田曾在一篇论文中引用杨荫杭所谓“商客”一词,来指代民国初年新出现的介于政商之间的边缘小社群。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近代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7、8月号,第12页。)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国内外学者讨论商人与政治的问题,多喜欢从商人组织入手。这固然有其研究的方便,亦能带来许多的启发,但是问题可能也不少。此种“集团分析”,有时会因取证的难度而容易将一些个人的行为当成是集体的行为;即使作者确实是使用了“集体证据”,但可能会忽视团体可能受个人或者派别的操纵。论者可能因过分重视个别团体如商会,而忽视其它商人团体,或者更多商人个体的表现。尤其是在处理商人与政治关系的主题时,此种问题对观点的影响尤其大。本研究中的“商人”,将尽量从个体出发,同时注意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中组织与个人态度的差别。
  所谓政治,在本研究中主要指近世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革命、民族主义运动、战争。笔者主要讨论的是这三种政治力对商人造成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密切,商业发展与政治变革既息息相关,商人之事业更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同时政治变迁亦加剧了商人阶层的复杂化,近世政治党派甚至渗透进商人社团而影响商人的活动。
  以前的学者讨论中国的商人与政治,多以上海为中心,或认为上海具有代表性。(注:李达嘉:《商人与政治》,第285页;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121页。)但是在近世中国,上海却是一个最为独特的城市,其政治化、商业化及国际化程度均是其它都市不能相比的。处此环境中的上海商人又如何能作为中国商人的代表?论者以上海为讨论中心,笔者认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史料的原因,研究上海,史料容易搜集;另一个原因则是理论框架的影响,由于上海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城市,各种形态的商人均可找到。更因为此地的商人受“政治场”的影响往往较大,(注:讨论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必须考虑到“政治场”的影响。“场”的概念是借自物理学,按照《辞海》的定义,主要指“分布在空间区域内的物理量或数学函数”,亦指“空间区域本身,不一定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1440页。笔者用“政治场”,指一定区域内的政治活动的强度。包括政治人物数量、政治言论及宣传的多寡、政治事件发生的频率、民众政治意识的强弱等等。而在上海,由于集中了大量的政治人物、政治性的宣传媒体、政治事件发生频率也高,所以“政治场”大。在强大“政治场”中,人们往往会受到场力的影响而使行为言论均呈现一种“政治化”的表象。但这种“政治化”未必反映人们自身的真实意识,往往是在外在的“场”的压力下一些被动的表现。)而且容易观察到,采用不同理论框架的研究者或许均可以找到其所需的例子,所以上海便成为学者们论述的焦点。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向上海以外,便就会发现上海可能并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注:Joseph Fewsmith,Party, 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pp.12~13.)
上一篇:浅谈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意义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