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7)
2016-08-02 01:00
导读：商业的发达有赖于政治的稳定与私有财产制度的规定。贸易则意味着法定或惯定的度量衡及价值标准的运用。（注：［英］T·G·威廉斯(Thomas.George.Williams
商业的发达有赖于政治的稳定与私有财产制度的规定。贸易则意味着法定或惯定的度量衡及价值标准的运用。（注：［英］T·G·威廉斯(Thomas.George.Williams)：《世界商业史》，陈耀昆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9月，第3页。）商业的发展无疑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秩序及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政经制度环境。（注：所谓“财产权”，笔者在本文中采用诺斯(Douglass C.North)的定义。诺斯认为，财产权是个人支配其自身的劳力与在拥有的物品劳务之权利。支配是许多条件的产物：法律、组织形式、执行和行为规范，亦即制度架构。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刘瑞华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11月，第43页。到这里，读者肯定会反诘笔者，为什么你前面批评一些学者使用“西方概念”或者以西方经验来理解中国历史，而你又在这里借用西方词汇作论文的中心概念呢？！笔者并不反对引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但却有两个重要的前提。首先我反对在引用时存在“史料前预设”。我不同意一些学者在阅读历史资料前，便已确定一个西方的理论或者概念来做预设的前提。其实，我对使用西方概念的批评主要是建立在那些使用者或多或少均存在预设判断的问题。这些“史料前预设”，我认为是历史研究的大忌。另一个相关的前提是，你所使用的西方理论或概念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是“特殊性”的经验的产物。笔者认为像“产权”是个普适性的问题，任何人类社会均存在这一问题。但是有些概念，比如“资产阶级革命”便是一个欧美特殊历史经验的产物。如果一个概念或者理论可以判断是“普适性”的，那么相对的引用自然是可以的。）此点正是决定商人政治取向的根本。（注：吴伦霓霞、莫世祥等人曾认识到趋安厌乱，保持自己的经济利益是决定商人们政治态度的首要依据。〈粤港商人与民初革命运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相似的观点亦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张桓忠认为上海商人政治文化是“以社会安定为前提，政治理想为后置”。总的政治态度倾向保守，且知时善变。张桓忠，前引书，第306页。）在此，笔者以多年来对本论题相关的史料阅读与理解作基础，尝试着提出一个“产权与秩序”的解释框架，用来讨论近世中国的商人与政治关系。笔者认为，在一个社会中，私有产权愈不能得到保障，社会稳定性则愈差。而就民国初年中国历史的实际来看，影响社会稳定性即产权变动的政治因素主要有：革命、战争与民族主义运动等。每当这些事件发生时，社会便很可能出现动荡，秩序呈现危机，商人感受到私有财产受到威胁。为应付变局，他们会设法挽救，因此，私有产权出现危机之际，往往正是商人“政治参与”较热烈之时。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笔者承认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与社会系统的维持中，“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作用尤其重大。（注：关于“自生自发秩序”，请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irich A.Von Hayek)：《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68～74页；又氏著《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6页。）不过，笔者在此关注的焦点并非此种秩序的具体特质，而是民国初年，此种秩序受到政治力冲击的情形。以前的学者研究商人与政治，其实并未触及“政治”对一般商人生活、事业的冲击及其他们的反应，而是从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去假设他们应该如何行动，并根据这种假设来判断商人行为的对错。因此，笔者试图通过“移情”的办法，从一般商人的眼光来看待民国初年政治与社会的变革。
中国近世社会变迁实际上是由政治变迁与技术变迁、文化变迁等所引发的。政治秩序的崩溃，使传统无所依附。而观念与技术的引进则增加了商业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传统的商业伦理与规则似乎已不能完全有效。一方面是政治失调后引起混乱，革命者与一些知识精英给商人们带来了许多的危机，“泛政治化”或者“政治道德化”使商人们已很难理直气壮地把“赚钱牟利”作为公开宣示的目标，而须借助于所谓“商战”或者其他口号；另一方面是新派人物在“现代化”的旗帜下，不断攻击保守的商人。战争的来临迫使商人们不得不去作出紧急的反应。交易成本因为革命者的政治运动有时增加了不少，但商人却没有办法去阻止。财产权利的侵害事件一再发生，商人们不得不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产而做出种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