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3)
2016-08-02 01:00
导读：历史研究应该围绕“问题”而展开，自无异议。（注：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月，第55页。余氏认为：现
历史研究应该围绕“问题”而展开，自无异议。（注：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月，第55页。余氏认为：现代的史学论文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一般而言，史学工作者都应遵守十九世纪艾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研究的对象是问题而不是断代。”）往往什么样的问题便决定有什么样的历史叙述与解释。以“商人与政治”的题目而论，以上中外学者，虽然关注的重心不一，但是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却相差不大，基本上是围绕着“商人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或者“中国近代商人为什么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展开的。这些问题其实均在预设中国近世的商人群体有政治企图，但是由于自身的力量虚弱或者强权的压制而最终未能实现。我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是，中国近世商人真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吗？他们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吗？
其实，上面许多学者在研究“商人与政治”时，多以上海作为其举证的唯一中心。然而，欲通过对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来观察商人的政治动向，笔者认为难度极大。政治之谜中，哪些是商人的“做秀”？哪些又是他们的真意？左右商人行为的种种因素，哪些是上海特有的，哪些又是在别处可遇到的？不作认真深入的考察是很难发现的。
笔者认为，要看清中国近世商人的政治观念与行为，仅从上海着眼是远远不够的。商人的特性，固然有地域的差别，但在职业范围内，商人的共性确实是存在的。而如何找出这些共性，就需要我们将观察的视野放开阔一些。即使要了解上海商人的政治旨趣，笔者认为亦应将上海放在江浙地区之中作一比较，而不能把它“典型化”。要判断商人的政治动向，首先便需要有一个恰当的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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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更不能以预设的政治化框架去套商人的言行。论者往往先预设商人有政治志向，或者与“国家”相对立，然后便将论述重心放在分析为何此种意愿不能实现。但是此种前提本身即需要证明。此种取向往往是由于论者的知识分子立场所引起的。有时我们可以发现偏激的政治倾向充满于论者的文字之中，对党派政治的厌恶和对“军阀”个人的不喜欢，致使分析流于粗糙。虽然有时论者可能找到一些例子来作局部证明，但均未能明了事实的全部。为什么我们不能先放弃预设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或者避免使用一些容易引起争论的概念（如“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从商人所经历的事实本身出发去作适度的分析呢？
再次，论者往往没有将研究主体作适度界定。在他们的研究中，民族主义运动与革命、战争等不作区别，对内与对外混为一体；所谓“资产阶级”，不分商人与“知识分子”甚或“党人”。论者笔下主要关注的所谓“政治”其实主要以“政治作为”为核心，诸如商人的政治参与、政治意识的觉悟甚至所谓“自由主义”等等，因此他们笔下的“商人”失去了商人的本来面貌，而成为了“泛政治化”的“虚拟对象”，但是这却根本不是民初中国商人的主要形象。由于此种严重偏狭，我们很难从他们的著述中找到民初商人对政治的真实反应。
总之，史家对民初商人与政治的关系虽然已有相当深入的探讨，但是在研究视角、理论架构与概念界定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许多描述既未能摆脱政治化的思维框架，忽略了商人自身的根本诉求，因此无法对民初商人的行为有一个合理连贯的解释。
二、概念的厘清
近世中国社会无疑处于急剧变迁之中。经由内部因素的嬗变及外力的冲击，中国社会结构机制均有巨大的改变。此种变化，无论是文化象征、行为准则、价值体系的层面，还是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等层面，均有广泛的表现，这即是笔者所谓的“变革社会”。把“商人与政治”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来作考察，能使我们注意到种种变化因素的作用，而避免静止孤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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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一词，在近代汉语中含义甚广，几乎涵括了各种与民生相关行业的经营者。但国内外学者在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时，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随着考察时代的更替有所变化。如于明清时期便径直用“商人”称呼研究主体，清末民初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亦有称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此种分析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颇为不利。尤其是“资产阶级”一词，由于其概念范围甚广，把知识分子、党人、军人甚至学生等等均包括其中，而这些群体的政治旨趣却相差甚远。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词语最不适合用作分析商人的概念。近十多年来，这类状况有了改观，一些论者开始使用具有限定意义的替换概念来指代商人阶层，如“早期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等等，虽然这些替换词语能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但其本质实际仍未跳脱“资产阶级”的概念框架。另一个目前使用甚为频繁的词语“绅商”，因其界定不易，且难以分清“绅”与“商”的区别，其实亦不能滥用。（注：当然，“绅商”是近世中国历史上既存的概念，而且在许多时候，地方上的活动是由“绅”与“商”一同参与的，甚至未必能分清哪些工作是“绅”做的，哪些工作又是“商”做的。在此时，我们可能不得不采用“绅商”一词。但是，如果事实上可能的话，便要尽量分开来讨论，否则不能看清两者的区别。本文中，笔者亦遇到此一问题，但如果可以分清角色，便尽量不使用“绅商”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