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5)
2016-08-02 01:00
导读：由“上海中心论”出发，一些学者可能会在潜意识中将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对立起来观察，（注：关于“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的使用，可参见白吉尔
由“上海中心论”出发，一些学者可能会在潜意识中将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对立起来观察，（注：关于“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的使用，可参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31页；［美］柯文(Paul A.Cohen)：《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215～219页；费正清(Fairbank,John K.)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3页。不过费正清敏锐地注意到：“中国沿海”和“中国内陆”是两个界限比较模糊的抽象物。它们首先是提示性的用语，而不是分析解剖的工具。同上书，第31页。）而造成对中国历史割裂的认识。其实他们所说的“沿海”又主要局限于上海一地。但是这种划分，对他们研究的“沿海”来说，因过分重视那些与“西方经验”类似的现象，而忽视在相同的时空情境下发生的其它基本事实。这无疑误解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所具有的异于西方的历史本质。因此，笔者虽然赞同区域史的研究取径，但是在“近世商人与政治”这一主题上，却不认为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存在本质性的差别。（注：固然，在沿海一些条约口岸，由于外国政治经济势力的存在，尤其是租界的设立，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商人可能会更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否改变了多数商人的观念甚至行为，以致他们与其他生活在非通商口岸的商人有根本的不同，可能需要我们通过具体的考察来分析。更重要的是，即使真的有一些口岸商人政治化比较明显，我们亦不能简单地将其当作是商人的代表或者典型，而必须考虑到左右其言行的众多的外界因素。）选择江浙区域做此个案，主要是基于史料的熟悉与自身的了解，而不是认为江浙区域有着与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当然，即使是同一事件，各地的历史经验亦不尽相似，江浙地区更因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区位，（注：所谓“区位”，系借自经济
地理学概念，其简单的定义，“一般是指某一地区在与外围地区的经济联系中所形成的空间关系，即个体在总体中的位置。与地理位置的含义大致相同。”（丁萍萍主编：《经济地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3月，第4页）。在本文中，笔者以该词指由某地由历史及现实因素所构成的事件发生的背景。）许多方面均与其它地区有显著不同。但是这种历史表象方面的差异并不能掩盖基本脉络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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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江浙商人”为讨论主体，则是因为：1、江浙两省在地理上的密切联系、历史行政上的归属以及区域文化上所拥有的众多共同点，使得人们在习惯上便以“江浙”合称。（注：《中国经济
调查报告》华中编第二种：《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一册，宗青图书公司印行，1932年9月，序，第1页。）江浙民众在心理上亦承认此种联系。这可由历史上以及海外至今尤存的许多以“江浙”命名的同乡会馆得以证明。而“江浙商人”此一概念本已存在于众多的文献之中。2、江浙两省间商品、金融、信息、人员的频繁流通，使得他们实际上存在某种共同经济利益。而在开拓外埠市场时，江浙商人往往因地域文化的相似更易联成一气，两省以外的人便自然把江浙两省商人视为一体。这种共同纽带因为五口通商后上海崛起而得到极大的强化，上海成为江浙商人最大的事业基地。所以，在经济上，江浙商人的概念可以成立。不过要说明的是，采用此一相对化概念并不否认两省商人之间激烈的商业竞争和各自具有的独特性，更不认为他们是一个绝对同质的群体，而是从他们的基本关怀着眼的。3、江浙两省商人群体经常也被人们冠以“江浙财阀”、“江浙财团”、“江浙资产阶级”、“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江浙帮”等等其它名称。这些概念如果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未尝不可，但如果把它们泛化，作为两省商人群体的普遍性概念则切切不妥。盖这些概念均附加了额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成份，容易产生误导。使用“江浙商人”亦是为了尽量减少历史描述中的主观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