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刍议化毕(2)
2013-06-30 01:00
导读：知识 和趣味上说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出身血统而言，奥尔特加则与贵族根本无缘。他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报刊发行人的家庭，父亲是个记者，
知识”和“趣味”上说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出身血统而言，奥尔特加则与“贵族”根本无缘。他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报刊发行人的家庭，父亲是个记者，间或也写点小说，报馆则属于他母亲家族传下的产业。奥尔特加早年接受过耶稣会的教育，酷爱文学，博闻强记，他在马德里大学
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又于1905年负笈德国，在柏林、莱比锡，后主要在马尔堡游学了两年。在此期间，他广泛接触了从康德到尼采的德国哲学思想，对狄尔泰的哲学、
美学思想最感兴趣，此外，对德国浪漫派的思想观点也颇有钻研。正是这些奠定了他回国以后在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基本立场。
奥尔特加经历了西班牙历史上最动乱的年代。阿方索十三世的末期是长达八年的里维拉军事独裁统治；1931年的全国普选迫使王室退位，西班牙成为一个共和国；然而，在共和国政府内部，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又剑拔弩张，纷争不已；不久，保守派联合了以佛朗哥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支持下，纠集全国的保守势力策动政变，引发了内战。在这一系列的社会政局变动中，奥尔特加站在共和派一边，投身于反对君主制、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在西班牙走向共和期间，他不断地追寻、不断地捕捉到最敏感的社会话题，发表了一次又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的哲学见解大多是在这种即兴的演讲和在大学的巡回讲座中表达的。
有人曾试图把奥尔特加一生的哲学思想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主义的以文学批评为主的阶段(1907—1913)；古典主义与透视主义相结合、现世的现象学阶段 (1914—1920)；摒弃过分的理性主义，部分吸收了尼采的生命哲学(1921—1927)；受海德格尔和狄尔泰的影响，最终又回到了原先那种“历史理性哲学”(1927—1950)。这一划分似乎想要强调他的哲学是一个带有很明显的目的论意图的完整体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且他所处的客观条件根本也不允许他这么做。奥尔特加的《什么是哲学》一书的译者曾这样告诉我们：“奥尔特加并不是一个为写书而写书的人……他写了许多长
论文，经常为别人的著作写评介，还有许多他自己的演讲，他想把它们整理成书，但都没有来得及付排。……人家一直都在催他，让他赶快翻译好了到美国去出版，他虽也应承了，却一直没有真正动手。”他现存的这些著作，包括已经翻译成
英语出版的著作，甚至包括他这部最负盛名的《大众的反叛》，都明显带有一种
即兴演讲的特点。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从1910年起，他长期担任马德里大学哲学系主任、形而上学教授，应该说他对西班牙的思想界产生了几乎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影响。最初，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他在内战之前撰写了大量的美学、
文艺学和文学批评著述。《唐吉诃德沉思录》(1914)、八卷文集《观察者》(1914—1934)、《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1921)、《我们时代的主题》(1923)等，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刚刚形成风气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最出类拔萃的代言人：是他率先把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介绍到天主教统治的西班牙，又是他最早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给予了深入浅出的理论化阐说——1925年，他发表了《非人性化的艺术》。尽管这部专论直到1948年才被译成英文而得到更广泛的流传，然而，即使在英译本问世20年之后，它仍被认为是整个西方文坛上关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部最全面、最深刻的理论总结，它所提出的那些关于现代主义的认识假设，甚至在今天仍被认为是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的一些范式和指南。而就在他在全西班牙愈来愈受到瞩目的时刻，他于 1929年发表了《大众的反叛》，此书提出的一系列极具时下相关性和挑战性的论点，立刻引起了当时思想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并把奥尔特加从一个区域性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推到了整个欧洲理论舞台的聚光灯下。
在奥尔特加之前，当然也有不少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曾对“大众”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古希腊的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由中世纪的马基雅弗利或启蒙时期的孟德斯鸠，一直到19世纪的卡莱尔和尼采，他们所有涉及到“群众”的论述，大多是他们对以君主和英雄为主体的“统治学”研究的一些副产品。在他们的研究中，“大众”从来都不可能是主体。法国人勒庞的《乌合之众》或可算作是以“群众”为主体的最早的专论之一，奥尔特加也曾读过此书，并给予高度评价。但《乌合之众》的着力点主要是在“大众的心理”，而不像奥尔特加那样，把“大众的反叛”作为一个时代标识，对一个正在发生结构转型的社会、以及对这个“大众”的社会文化特征进行一种批判性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尔特加可算是宣告了“大众社会”正式来临的第一人。《大众的反叛》正文第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不论是好还是坏，当前的欧洲公共生活中
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即
大众已全面获取了社会的权力。就其定义
而言，“大众”本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
其个人的生存状态，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
会了。因此，这一事实意味着欧洲正面临
着一个空前巨大的危机，它将给人民和国
家带来苦难，并导致文明的倒退。这种危
机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发生，其特征和
后果早已为人所熟知，并为此而获得命
名：我们称之为“大众的反叛”。
“大众的反叛”作为一个术语，响亮是响亮，但肯定要犯众怒。稍微圆滑一点的人或许就会换一个更加委婉的说法。但是，奥尔特加就这么脱口而出，无遮无拦，他不仅径直将它作为书名，而且描绘了一个相当可怕的前景：社会将面临空前巨大的危机，人民和国家将经受苦难，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都将发生倒退。而更不能让人容忍的是，奥尔特加毫不掩饰自己的极端精英主义的立场。他在书中明确地宣布，他本人向来就对历史持一种“极端贵族化的解释”，认为“人类社会按其本质来说……就是贵族制的”。显然，也就是凭着这些，贝尔便认为他抓住了奥尔特加对现代社会的“贵族式”批判的要害。他认为这一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判断是错误的 ——它“似乎是对当前社会的有力而真实的描述，是对现代生活性质和情感的精确的反映……但是，它除了给我们留下一个轮廓以外，却从来没有在总体上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且，贝尔认为这一理论对现代人的判断也是错误的。所以，尽管奥尔特加声称，他所谓的“大众”指的并不是工人群众，而是指“现代文明的一种低迷状态——这种状况则是因为昔日的精英不再处于主宰地位所造成的”，然而，贝尔却说奥尔特加是将“现代趣味统统等同于门外汉的判断”，认为现代生活就是“ 把一切经典都化为空白”，而过去的任何东西都“不再允许作为样板或标准”；甚至“那著名的文艺复兴时代”，也被认为是“一个庸俗狭隘的乡巴佬时代”，等等。所以，贝尔得出结论说，奥尔特加的《大众的反叛》是对人文主义、对科学，一句话，是对“所有‘现代性’的最猛烈攻击”。那么，贝尔为什么会对奥尔特加如此大动肝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