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刍议化毕(7)
2013-06-30 01:00
导读：与大多数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奥尔特加从来就认为，自己应该充任社会的良心，承载起为社会进行思考的责任。他对社会各种重要问题的确具有一种
与大多数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奥尔特加从来就认为，自己应该充任社会的良心，承载起为社会进行思考的责任。他对社会各种重要问题的确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但他仍属于那种更善于发现问题、而非解决实际问题的最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1960年，美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墨顿(Robert K.Merton，1910—2003)曾为勒庞的《乌合之众》英文版写过一篇前言，对勒庞和他的这本大众
心理学专论的得失作过深刻的评析。其中，墨顿就提到，奥尔特加是勒庞的一位后继者，并说《大众的反叛》是一部“
学习勒庞而又改进了勒庞”的著述。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明确宣布说，“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大众的时代”——大众将是未来这个时代中一股“新的力量”，一股“至高无上的力量”或“唯一的、无可匹敌的力量”。他认为，大众现在已经进入历史，进入政治生活，而且正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他们过去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意见，现在受到了重视，并开始发挥作用，等等。但是，勒庞在作出这样的宣布之后就告别了这个话题，他没有继续对这个“大众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大众”再做分析，而是径直转入了对“大众心理”的研究。墨顿说，是勒庞之后的一些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作家——奥尔特加一加塞特、纽曼、弗洛姆和阿伦特等，对他的这一观点作了更为深入的阐述。
而“大众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大众”，恰好是奥尔特加的关注。在他看来，这个大众时代最典型的特征只要用两个字即可以概括，那就是“平庸”，而这种平庸则是由大众人的秉性所决定的——“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平庸，却仍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所到之处，概莫能外”。他们不仅自己放弃卓越，甘于平庸，他们总是随波逐流，对自己的状况总是心满意足，凡是他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看法、欲求、偏好、趣味等等，都是好的。而且，大众人还非常习惯于惟我独尊，他们从来不相信别人会比自己优秀，所以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从来不会向任何外在的权威求教。所以，在社会态度上，他们反对一切等级，提倡一种平均主义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大众时代就是一个将一切削平的时代(a leveling period)，而且，这种“源于充分民主之理想的平均主义要求，已从向往和理想变成了种种欲望和潜意识的假设”；而在审美问题上，他们则崇尚直觉，往往将快感等同于美感，他们以自己的认知水平为标准，而根本不相信鉴赏力是一种后天的训练，一种文化的修养，所以，他们对一切自己无法理解和欣赏的东西，都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厌恶……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奥尔特加对大众人秉性特征的这些批评，人们其实并不陌生，如果它仅限于是对这个大千世界中某一部分人的描述和批评，那倒也好理解。然而，奥尔特加所强调的是，这些是占这个社会绝大多数的大众人的一个普遍的倾向，而且，这个大众人已经不由分说地在采取行动，在借助各种物质力量，把这一倾向强加给整个社会。这样，这可就不再是个别人的问题，也不是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这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也就非同一般了。为此，他便使用了“野蛮”、“退化”这样一些非常激烈的字眼来描述这一迫在眉睫的危机，将它称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一场人类命运之旷世罕见的浩劫”等等。而显然是因为奥尔特加对这个问题说得特别早、特别重、特别透，所以，他对大众社会的这些论述便带上了某种经典性，而这种经典性，则使他的名字在时隔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还不断地被人提起。不过，这又像当年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而第二次则是作为笑剧出现。人们今天再重新提起他的名字的时候，其实多半是为了请出他们的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
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奥尔特加在今天的命运也是这样。他其实早已被定格为“精英主义”或“反大众主义”这样一个抽象的代码。人们今天如果还要提起他，那多半都是要把他作为一个思想的跳板，用以阐发他们自己对当下的一些社会重大问题的看法。然而这第二次出现的结果又如何呢?“笑剧”成了更带时代特色的“恶搞”。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文化传统受到各种激进思潮的挑战，一场空前激烈的“文化战”席卷了美国的大学
校园以及整个思想理论界。这场“文化战”通常被人们描述成好像是整齐划一的双方之间的一场交战，其中的攻方通常被认为是由解构主义、女权，女性主义、黑人、亚裔等少数族裔鼓吹的多元文化主义等汇合而成的激进势力，而守方，则被认为是由“毒黄蜂”(WASP)组成的所谓的文化保守派。然而，实际的情况却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激进与保守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
校园为界：上述激进势力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大学
校园和教育领域，而一迈出校园走上美国社会，则基本上成了所谓保守势力的天下。可是，笔者希望提请注意的是，这里的所谓“激进”或“保守”并不是一个正确与错误的划分标准，更不是“赢家通吃”——在某一个问题上得理便可以一俊遮百丑。事情的复杂性其实就是表现在这场争论并不展示一个对错分明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不断展开交锋，你夺取山头，我合围夹击，各股势力此涨彼消，最终也未必能有一个定解的过程。
其实我们只要再看一下这对垒的双方及所争论的问题，也就会明白这个道理。文化激进派发起挑战的理由自不待言，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而被冠以“文化保守派”势力的主要代表，却也并非等闲之辈，这些人大都是围绕在诸如《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评论》(Commentary)、《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等刊物周围的一批报人和评论家。要知道这些刊物都是在美国思想文化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左倾“纽约知识分子”的喉舌。而当年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莱昂奈尔·屈林(Lionel Trilling)，生前则一直被奉为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良心。然而，正是这样一批知识精英现在却站到了美国大学左倾激进势力的对立面。他们的批评意见远不是局限于当今大学中人文教育的现状、教学内容的变革、文学典律的构成等这些具体的教学问题，而是涉及到一系列与一个社会的根本价值观有着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如，关于公民教育的理念，人文教育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办学应秉持什么样的人文标准，学校是否应该实行平权主义的政策，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乃至再进一步延伸出去，关于当下实行的政策是否是一种极端平等主义的政策，平等的原则在一个民主制度中的适当位置，等等。而就在这样一场既涉及到人文信仰、又牵扯到各类人群的社会地位和相关利益的所谓“文化战”中，我们看到，奥尔特加一加塞特又被一再请了出来。很显然，他是被当作精英主义和反大众化(亦即平庸化)的主要代言人被请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