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刍议化毕(4)
2013-06-30 01:00
导读：政治 的或阶级的界定，所以他反复强调说，大众和少数精英的划分不是一种阶级的或 政治 的划分，只是两类人的划分；不可将这种区分与基于阶级出身的
政治的或阶级的界定，所以他反复强调说，“大众和少数精英的划分不是一种阶级的或
政治的划分，只是两类人的划分”；“不可将这种区分与基于阶级出身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划分混为一谈”，“……在这两个社会阶级中都存在大众与真正的精英之分，不能把大众
简单地或主要地理解为‘劳动阶级’，大众就是普通人。”
在奥尔特加看来，“大众”与“精英”只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纯粹就是一个数量多寡的划分，但是，这种数量的多寡在这里却又变成了一种质量的标志，成为他将社会分为两拨人的理由：这两拨人如果说有差别，那只在一点——是否具有某种特殊资质。什么特质?奥尔特加说：“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公共秩序良好的国家里，大众本应该是安分守己、从不自行其是的……因为大众生来就应该是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的……它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单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它必须把自己托付给一个由少数精英组成的更高的权威。”∞而当大众不断地聚集，渐渐变得不再顺从，不再尊重和追随少数的社会精英，终于有一天，当它宣称自己有权自行其是的时候，它就要取而代之了，于是就出问题了——发生了奥尔特加所谓的大众“猛烈的道德反叛”。
很明显，奥尔特加所谓的“大众”与“少数精英”的分野，完全是由先天决定的。少数人有特殊资质，能严格要求自己，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就成为精英，大多数人没有，是所以为“大众”。然而，这样的划分实际上等于没有划分。因为所谓“严格”的自我约束、“重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等，其实都是些相对而言的变量，自我约束到什么地步算“严格”?多大的责任感、使命感才可以达到“重大”?都只能是相对说说而已，根本无法成为将某一个人划入大众或精英的具体标准。而且，即使按奥尔特加的划分，“精英”也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又如何能划定某人是否有使命感、责任感是高还是低的确切分野呢?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由于“大众”的定义不清，奥尔特加列举的一系列“大众反叛”现象，是否应该都算在“大众”的头上，恐怕就要存疑或大打折扣了。再者，他所说的大众占据了先前只为少数精英人物保留的地方，或艺术审美活动、政府功能、公共事务的政治判断等这些原先为少数有资格的人所掌握的领域，现在统统都被“大众”占领了，这些所谓的“大众”取代了少数精英的现象，实际上与他所说的现代社会中大众人数剧增、大众的汇聚而造成的“人满为患”等，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所说的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现代社会的人也都有亲身的体会，但他把这些现象都笼统地归结为“大众的反叛”，则还是让人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为什么这么说呢?上面我们在提到“大众”二字时都特意加了引号，为的就是要说明，这里的“大众”实际上已不再是“大众”。因为真正的大众——占人口总数大多数的大众，其实永远都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a silent majority)。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这样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奥尔特加自己也说过，大众总要将自己托付给某个更高的权威。在他心目中，这个更高的权威毫无疑问应该是他所谓的“少数精英”。然而，现在的麻烦则在于，大众居然开始不再把自己托付给这些精英了，他们有了新的代言人。奥尔特加把这一切称之为“大众的反叛”，然而，从大众向来是无言的这个角度看，为何不可能是有人僭取了大众的名义?为此，对于奥尔特加所谓的“大众的反叛”，我们显然可以变换一个角度提问：大众为什么不再把自己托付给你所谓的精英人士，而是托付给了一群“平庸无能的人”?而一批根本不具备特殊资质的僭越者，却为什么能够冒充大众的名义来上演一出现代社会的“鸠占雀巢”，占取了原本应属于社会精英们享有的位置?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其实，奥尔特加倒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他自己的回答。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所谓的“超民主”(hyperdemocracy)所致。应该说奥尔特加这一次基本上还算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对这一社会疾患所作出的诊断和分析，也算比较准确到位。的确，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制度，都必须建立在人对于自由和自我约束有一种平衡认识的基础之上。奥尔特加也的确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在过去，人们在充分享受自由的同时，也对法制约束充满热情，而民主制度需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节，个人在遵守这些原则的同时，也必须对自己严加约束。……民主和法律—— 在法律之下的共同生活——是同义词。”然而，在当今现代社会里，这种民主却发展成了“超民主”——“大众变得恣意妄为，无视法律，直接采取行动，把自己的欲望强加于社会”。说到这里，我们则感到有点不对劲了，奥尔特加这一路上的分析似乎都没有大错，然而，偏偏就在要他开方抓药之时，他却话锋一转，反过来责怪患者说：“这病生在你身上，所以应该由你自己负责。”奥尔特加所表现出的逻辑不就是这样吗?
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灾难——所谓“欧洲公共生活向蒙昧野蛮的蜕变”，所谓“最严格意义上的野蛮”，甚至所谓“野蛮人的垂直入侵”等等，其根源，一言以蔽之，都是由于大众的堕落所致。奥尔特加对“民主”滑向“超民主”的过程作了这样一个描述：首先，我们不要忘记，“人权”这个概念是少数精英的认识和发现，当然在一开始，它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在18世纪的时候，他们开始逐步普及“天赋人权”的思想，在整个19世纪，大众虽开始把这一权利视为崇高的理想，对它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热情，但还没有真正行使这一权利。而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理想在欧美民主国家中变成了现实，这一思想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作为一个人而享有无限的主权”这样的思想，“由昔日的一种法学理念变成了一种普通人的心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希望充分实现民主的平均主义要求，便把过去所追求的理想转变成了渗透到人的潜意识中的种种认识假设。这样一来，现在的“大众”就不再是过去的“大众”了，它变得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敢要，而这一发就不可收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