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刍议化毕(6)
2013-06-30 01:00
导读：像尼采这样完全属于憎恶人类的思想和言论，当然只是极少数甚或是个别的案例。但在当时欧洲现代主义文艺的先驱者中，与尼采的思想产生共鸣的，却又
像尼采这样完全属于憎恶人类的思想和言论，当然只是极少数甚或是个别的案例。但在当时欧洲现代主义文艺的先驱者中，与尼采的思想产生共鸣的，却又真的不在少数。早在1872年，福楼拜就表示，他坚信“群氓、大众和草民都可鄙之极，你永远也别指望他们能有所造就”，而在查拉斯图拉下山之前，易卜生就发表了他的《人民公敌》(1882)，剧中那正直的主人公反被宣布为“人民公敌”，成为世上最孤立的人。还有今天已不大提及、但也是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挪威小说家兼剧作家克努特·汉姆生，此人对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和安德鲁·纪德等现代派文学大家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而就是这位汉姆生，他曾让笔下的主人公疾声厉号，希望世界再出现像恺撒大帝那样的令大众恐怖的统治者。
但不言而喻，这种情绪的背后则又隐含着一种对于大众的莫名的恐惧，而敌视与恐惧这两种情感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法国的勒庞(Gustave Le Bon)便从问题的另一端，把大众将其深埋于潜意识中的暴力喷发出来之时所产生的后果，作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和分析。他的一本《乌合之众》(The Crowd，1895)，到1925年为止，法文版印了26次，英文版印了16次，被翻译成包括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印地语以及日语在内的13种文字，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而对勒庞的这本书大为激赏的知识精英中，就有奥尔特加一加塞特。在该书的导言中，勒庞留下了这样的忠告：“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 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他们被不无道理地称为野蛮人。”我们不知道奥尔特加在读到这些文字时会有什么想法，但我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他已经在他的《大众的反叛》中表达了他对勒庞的“选择性的亲和”(elective affinity)。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而按照凯利的说法，在奥尔特加的同代人中，包括叶芝、肖伯纳、劳伦斯，E.M.福斯特、T.S.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H.G.威尔士等这些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在内的许多知识精英，都对尼采的超人形象，对他呼唤英雄而贬斥大众的精英主义表示过这样那样程度不等的赞同。然而，凯利有一点是不能让人同意的，那就是他把出自这些知识精英笔下的一切文字，不论是自己的书信，还是与某个朋友的谈话，还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还是从某一首
诗歌中摘出的诗行，他都可以不论具体的语境，不论讲话人的场合，当然更不论其中是否包含文学性的修辞，都一律算作是作者本人的观点。而更不能让人同意的是，他把所有这些所谓的“证据”都上纲上线，与30年代日渐抬头的法西斯纳粹思潮有意无意地挂上钩。于是，人们毛发悚然地看到，H.G.威尔士、叶芝、D.H.劳伦斯等，似乎都在某个场合表示过，希望用战争、瘟疫、甚至毒气室或爆炸原子弹的方式，将这个世上的大众彻底灭绝，而肖伯纳、乔伊斯、E.M.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T.S.艾略特等，也因为曾经对尼采表示过程度不等的赞同，因而被认为是在心灵上都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有某种沟通。
关于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学精英是否都与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我们在这里也不可能用大量的篇幅来为上述这些作家诗人正名。但就奥尔特加而言，却并不是像凯利所说的那样。对于当时正在抬头的法西斯主义，他不仅有所警惕，而且是坚决划清界限的。历史地说，法西斯主义在当时还只是一股思潮，其反人类的面目还没有像30年代后期那样昭然若揭，所以在当时欧洲的一些国家中，特别是在当时陷入了动乱的西班牙，这股思潮的确还有着不可小视的迷惑力和影响力。然而，奥尔特加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股思潮蕴含着极大的危险性。他在《大众的反叛》中反复强调说，当大众情绪被煽动起来的时候，就非常容易被法西斯主义、工团主义之类的极端思潮所利用，追新求异的大众就会受到蒙骗，误将“蛮不讲理”、“无理之理”当作标新立异之举，甚至还会诉诸暴力，采取“直接的行动”，那就将酿成人类的浩劫。在《大众的反叛》的第13章中，奥尔特加对已经被法西斯势力抓了过去的“国家主义”口号进行了批判，揭露了墨索里尼“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之外一无所有；任何东西都不能反对国家”的叫嚣的欺骗性，对大众将受到法西斯分子利用的可能性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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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凯利有一点说得还是对的，那就是他多次强调的，所谓“大众”只是一个
想象的构建物。借助这样一个术语，它便取代了人类生活中本来无法把握的“汇聚”、“充盈”、“多元”等这样的集合性的概念。不仅如此，它又可以不断地被其他人为的集合性概念随意地替换。我们在《大众的反叛》中就看到，不仅“大众”、“群众”、“民众”、“公众 ”可以互换，它的所指还可以转换为“大众人”、“现代人”、“新型人”，甚至还可以指他心目中那些只有技术却没有人文素养、因而仍然停留在野蛮状态的技术人员——
物理学家、
化学家、
生物学家、医生、工程师等等。说到底，他无非就是要把他自己或像他自己这样的哲学家剔除在外，而所有其他的人，则都被他划入所谓“大众”的范畴。凯利说，像奥尔特加这样对大众不断地进行改写和再创造，是20世纪初知识精英普遍采用的一种做法。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知识精英和大众分隔对立，从而使知识精英能够通过语言的方式来对大众实行控制。但是，笔者则认为，这句话的前一半不错，而后一半的结论恐怕有点问题了，对于这些知识精英们来说，他们即使采取这样的做法，却根本没有要对大众加以控制的意思。而且，情况还正好相反，他们是要把自己从任何可能与大众有染的地方脱离出来，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一条与社会分道扬镳的不归路。关于这一点，奥尔特加早在他的《非人性化的》一书中，就有颇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现代派艺术家并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似乎是要通过对他们的艺术品的讲解来对它们进行普及，使它们为大众所接受。他说，恰恰相反，现代艺术从来就为大众所反对，因为它在本质上就不能普及，甚至还可以说它是反对普及的。与在《大众的反叛》中所表达的观点一样，他从来就认为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极少数的精英，另一类是占大多数的大众，这在艺术的品位问题上也不例外。这种分类完全是因为秉性的不同，没有道理可讲。所以，对于极少数的现代先驱者来说，他们就是天生的独行者，这是本性使然。为了忠实于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们是绝对不会与大众同行，也不屑于去赢得大众、控制大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