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刍议化毕(5)
2013-06-30 01:00
导读：奥尔特加对人权和民主思想发展过程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个理念的构想和普及，则完全是由少数的精英群体去完成和推动的。而现
奥尔特加对“人权”和“民主”思想发展过程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个理念的构想和普及，则完全是由少数的精英群体去完成和推动的。而现在，当大众的人权意识和自主意识被唤醒之后，他们却脱离了精英们原先设想的发展轨道，变得越来越自行其是了。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奥尔特加自己不是口口声声说，精英之所以为精英，乃是因为他们具有特殊的资质，具有责任感、使命感，那么，他们此时此刻面对着这新的情况又该表现出怎样的使命感、责任感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所谓“民主”的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把管理民众的权利交给民众自己。但是，“民主”作为一个完整的理念是有其前提和条件的。比方说，民主必须以社会为前提，必须以理性为前提；所谓条件，则包括物质的条件、法制的条件、智力的条件、心理的条件，等等。当然，对这些前提和条件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但推行民主的社会精英人士和群体，始终不断地在努力，当然首先是在认识上，同时也在具体机制的落实和完善方面，在不断地努力着。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扎根，是制度与实行制度的民众之间反复磨合商讨、相互适应的过程，这是一个有机的进化过程，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移植或嫁接。坦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大众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这一过程的不断进展和完善，应该说就是社会精英的使命和责任。这一使命和责任不仅包括原则的制定，更大量的工作是把制定的原则通过教育的方式，使之在社会大众中得到普及，不仅要让大众都知道，而且要转化为大多数大众的自觉行动。在实现民主的诸多条件中，对公民的教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智力条件。民主制度把治理权交给了民众自己，如果要他正确地治理，教育在整个过程中将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要让民众了解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要让民众了解和掌握反映自己利益的各种材料和信息，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并运用正确的程序达到自己的目的，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而且，这种教育还不仅仅是狭义的实用教育、技术教育、基本的文化教育，它还应该包括广义的人文素质教育，以使至少占多数的社会成员有比较高度的人文教育的陶冶。这实际上是使大众具有基本的认识判断、使民主制度得以正确有效实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因为篇幅有限，我们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作更多的展开，但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奥尔特加显然不应该把社会大众完全置于社会精英的对立面，不应该把大众的“脱轨” 看成是大众本性使然。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要问责，其实更应该唯社会精英是问。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然而，奥尔特加却把批评的矛头完全指向了“大众”。他这么做，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他看来，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造就了欧美国家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而进入20世纪以后，工人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活。这些人便加入并成为所谓“大众人”的主体。随着自由民主政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活无论在物质的层面还是在社会的层面，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的生活在这一新时代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基本上摆脱了生活的压力。然而，身居这一新时代的“大众人”，却把这一切的获得视为当然。他们从未考虑过，这个新世界之所以会诞生，首先是因为一些天分极高的个人所付出的努力，为此，奥尔特加说，他们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不但不对造福者心存感激，反而听任其生命的欲望无限地膨胀。他们为所欲为，毫无节制，不知义务为何物。奥尔特加认为，最令他反感的就是他们滋生了一种唯我独尊、从来不考虑和顾及他人、尤其是不相信别人会比自己优秀的荒谬无比的心态。在对“大众人”进行这番剖析和批判的同时，奥尔特加为贵族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扼腕长叹。他认为“贵族”本应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字眼，但不幸的是，它在日常语言里被曲解和滥用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世袭的“高贵血统”，而是“勤奋努力”和“卓越”的同义语。为此，奥尔特加对“贵族”重新定义，认为它更应该是“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把不断超越自我、不断迈向新的目标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奥尔特加其实也看到了“大众人”首先是在智识方面有缺陷。但是他认为，大众的这种“智性的闭塞”(intellectual hermetism)是冥顽不化、无可救药的，因为大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封闭”的机制，他们总是自以为完满无缺，从来不怀疑自己，总以为自己是最明智的，他们对自己的愚蠢永远是怡然自得、安之若素。所以他认为“愚顽之人终生愚顽，无路可逃”。而“大众的反叛”，说到底就在于大众人的这种“心灵的闭塞 ”。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奥尔特加这种把大众视为文明堕落的根由、并要大众对此负责的态度，其实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一种偏激之见。这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说明。一方面，他表现出的这种无遮无拦的精英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知识分子当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思潮，而另一方面，我们在下面还将作详细的分析，他们这一批人基本上都属于现代主义文学营垒中的知识精英，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都把“大众”作为批判的靶子，恐怕更多的是他们这样就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可以更加有效地张扬自己独步天下、不与任何人有染的个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前面提到的J.凯利，在他的《知识分子与大众：1880—1939年文坛的傲慢与偏见》一书中，提出了不少可供我们作进一步思考的看法。
通常人们谈及上个世纪之交的精英主义，往往都只是把尼采挑出来作为这股思潮的主要代表。然而，凯利指出，我们其实更应该看到当时这股思潮的普遍性。他认为，我们或许更应该把尼采看成是“大众文化的一个最早的产物”——当然不是那种顺应大众文化的产物，而是叶芝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抵制正在蔓延的庸俗民主的制动力”。说到尼采，人们当然会想起他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1883)，想起他的代言人——那天马行空般的超人查拉斯图拉，想起查拉斯图拉那口若悬河般的对大众的训斥和教诲。在查拉斯图拉的眼中，大众只是一群蝼蚁般的“贱众”，“比任何的猿猴还像猿猴”；他们 “饮泉水，便将泉水毒化”；他们的“灵魂贫乏、污秽，充斥着可怜的自满”；在他看来，大众就像那太多太多秋末仍长悬在树枝上的酸果，所以，他希望刮起一阵飓风，将“这树上的已腐烂已虫伤的一切”统统扫落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