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刍议化毕(3)
2013-06-30 01:00
导读：我们只要把他这一章的文字再接着念上几页，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原来，是贝尔自己已先行假定，50年代的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大众社会他心目中的美国没
我们只要把他这一章的文字再接着念上几页，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原来，是贝尔自己已先行假定，50年代的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大众社会”——他心目中的美国没有封建传统，却有着实用主义精神的文化；在这里，上帝也被看成是一个“劳动者”；这里充满着乐观主义和对新生事物的无限渴求，它不断发生着变化，而“ 大众社会正是这变化的产物——而且它本身又是一个变化”。显然，贝尔对美国这样一个“大众社会”心里是充满了自豪的。然而，奥尔特加以及其后一大批欧陆的思想家，却偏偏有言在先地对“大众社会”一波接一波地加以谴责和批判。这样，在贝尔看来，如果不为“大众社会”这一理念彻底正名，那么，不仅美国当下社会的“存在的理由”(raison d'étre)会被动摇，而且，他自己这本书的全部立论——“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将被釜底抽薪。
可是，读过奥尔特加这本著作的人则大概都会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贝尔在自讨没趣，是他把奥尔特加对于现代“大众社会”所作的理念层面的笼统批判，硬套到了自己的头上，而且把它狭隘地理解为具体针对美国的一个攻击。而他这样的一种联系，本身就不合乎逻辑。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的确在一些地方点到了美国，但那都是在谈到生活水平问题时对欧洲与美国所做的一个笼统的比较，在当时的语境下，他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把美国作为大众社会的典型来批判的意思。“大众社会”对于当时的奥尔特加来说，更多的还是一个理念层面的建构。
但是，贝尔所做的这一番具体的联系，反倒产生了一个意外之功效 ——它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思路，或可说给了我们一个理由，让我们干脆就把美国拉出来当一次“大众社会”的典型，这样我们在对奥尔特加当年对“大众社会”的批评重新进行审视的同时，也不妨来看一看他的一套说词对于今天我们都身在其中的“大众社会”，或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大众社会”——当然仍然不是针对这个社会本身，而是针对构成这一社会的各种基本的机制和理念——是否依然具有质疑和批判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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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反叛》发表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繁荣期刚刚结束，
世界经济大萧条则已经开始。按说奥尔特加当时根本不可能预见到人类还将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更别说预见战后世界的格局竟会是他书中所描述状况的成倍、成十倍的放大。然而今天我们重读他对于“大众”和“大众社会”的一段段描述，那不都是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活生生的写照?“大众”如何崛起，又如何上升到主导的阶层，“大众当道”使社会价值观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大众”价值观对文明传统将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以及“民主”的机制在“大众社会”中的两难窘境等等，他对所有问题所做的分析，几乎无需作任何的变通，就立刻能嵌入我们今天对于同样问题的讨论。在这里说奥尔特加是多么有先见之明，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当年他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还是问题，而且是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的问题。你完全可以不同意他提出的观点，但你却无法回避对他所提出问题的思考——“民主”的运用和滥用、“个人自由”与“自我约束”如何平衡、“精英主义”与文明的传承——这些问题既是对现代性的挑战，又是现代性本身的内容。人们往往以为，“现代化”只是一个物质建设、科技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然而奥尔特加关注的这些问题，则从社会体制、文化心态和道德修养等无形的方面，触及到了所谓“现代性”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尔特加的《大众的反叛》在今天的重要性，恐怕就远不在于它提出了
怎样一种“大众社会”的理论，它真正的力量恰恰就在于它的这种挑战性——不断
激励我们对那些依然具有紧迫性的重大问题作新的思考。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奥尔特加看来，“大众”的崛起和“大众社会”的出现，首先与欧洲人口(主要是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有关：从公元6世纪到 1800年，欧洲的人口总数从未超过1.8亿，然而从1800年到第一次大战前的1914年，它竟超过了4.6亿。奥尔特加认为，“大众”以这样一种速度汇聚，并造成处处人满为患的现象，是19世纪工业革命及城市化发展的结果，这是一个“现代文化”现象。虽说组成“大众”的个人过去也存在，但那时候他们是以小群体的形式散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没有汇聚到一起，那时候他们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而到了20世纪以后，大众则好像突然从天而降似地汇聚起来，形成了一个凝聚体。奥尔特加在谈论这一现象时，始终把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现代历史”、“现代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很明显，他是把“大众的崛起”看成现代化社会的一个伴
生物，这样，“大众的反叛”当然便成了今天我们所谓的“现代性”的题中之义。
但是，正如今天的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奥尔特加的“大众”定义过于宽泛，成了一个指代不够清楚、甚至还相互矛盾的代码——贝尔在他的批评中就列举了“大众”的五种可能的所指。英国牛津大学的约翰· 凯利教授对1880—1939年的欧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作过一个专门的研究，他在该专论则提出，所谓“大众”这个术语只是一种“虚构”，一种“
语文手段” (linguistic device)，其作用是为了“将‘大多数人’的人格去除，或将其各种清晰可辩的特征统统抹杀，从而使得使用这一术语的人心里产生一种优越感”。但凯利的批评对于奥尔特加来说多少有点冤枉——他使用“大众”一词是否有优越感，我们不得而知，可是他所谓的“大众”，其所指的确太宽泛，故而也难辞其咎。不过，奥尔特加似乎对定义问题并不想纠缠，他只是很
简单地认为，“社会就是由两部分人——少数精英与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的平衡：少数精英是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之集合体。”至于为什么少数精英天生就有这种特殊资质，而大众就生来没有这种特殊资质，他并不觉得有必要做出回答和解释。他比较担心的是有人会把“大众”理解为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