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教育学毕业论文 > 文化论文 > 正文

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刍议化毕(8)

2013-06-30 01:00

　1994年8月，美国《时代周刊》的文化专栏撰稿人、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威廉·A·亨利(William A.Henry Ⅲ ，1950—1994)发表了他的《捍卫精英主义》(In Defense of Elitism)。在这本书中，亨利对当前美国的教育和人文状况发起全面的攻击。在他看来，美国这些年来对少数族裔在上学、就业等方面实行的“平权法案 ”，在学校实行的多元文化的教育等政策，效果适得其反。他认为美国人总是死死抱着平等的神话不放，他完全承认民主制就应该让所有民众有平等的机会，但是，现在的平等主义者们却走得太远了——平等应该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而不是像他们所要求的那种最终结果的平等。他认为，现在美国的大学教育是从政治正确的原则出发，推行的是一种“禁声”的课程设置，它使得在美国一向存在的反智性的民粹主义更加大行其道，使少数英才根本无法忍受，而这种教改最终也没有使那些应该得益者得到好处。他认为，现行美国教育的标准在全面下降，教师不再要求学生对权威和学问表示起码的尊重，学校只是一味地迁就差生，而不对优秀学生提出挑战，在这里听到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差不多的”，“个人的努力比客观的成就更为重要”，“一个公平的社会就要使所有的民族、阶级和性别的人都获得成功”，“普通人总是对的”等等，结果，学校成了为低能者开设的康复中心。他认为，是妒贤忌能的“红眼病”而不是金钱使得“精英”二字变成了贬义词，这种普遍存在的妒贤忌能，嫉恨的是在智性上划分差别，它最恨的就是说这一种思想、贡献或成就比另一种好。亨利认为，上述种种反精英主义、反智性主义的表现，正把美国拖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威廉·亨利于1994年6月因心脏病突发而撒手人寰，他甚至没能看到他这部书的出版，当然更无法想象这本书所引起的巨大而持久的反响。根据亚马逊书网提供的信息，直到此书出版十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读者为亨利在“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话题上的坦诚直言表示由衷的感佩。读者对此书所发表的评价，在网页上所占篇幅之大也是极为少见的。在对五项比较正面的评价发表意见的44人中，有34人持赞同的态度，而对该书的一项比较负面的评价，在40位受访者中则仅有7位表示赞同。网上所登载的这些信息和数据，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却也多少能说明在当今的普通美国读者(发表意见者中也有不少是学者)中，响应亨利的号召，呼唤“卓越”，反对“平庸”，要求在“平等”与“精英”的理念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者大有人在，按保守的估计，即使不占多数，似乎也不一定就是少数。
　　像威廉·亨利这样对于精英主义的呼唤，当然还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批判。它主要是通过列举大量事实，来诉诸一般读者的良知，唤起他们对这些事实所反映出的种种社会弊病进行思考。他与奥尔特加的精英主义和反大众主义之间，充其量还只是一种直觉的沟通。这些年来，真正从更深理论层次上的探讨和批判似不多见，但也不是一点也没有。美国的《现代》(Modern Age)季刊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创立的一份以文化守成为己任的社会评论刊物，就在去年这个时候，它就刊登了一篇题为《奥尔特加的“反叛”与大众统治问题》的理论批判型的文章。作者小罗伯特·斯泰瑟姆(E.Robert Statham，Jr.)似乎并不是很有名气，但文章写得有棱有角，无论是对奥尔特加论说的理解，还是对美国现实状况的把握，都颇具理论深度的冲击力。与威廉·亨利不同，他起笔就点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痛穴——“民主制度基本的优点就是给平等的人以平等，但它的最大的缺点，却又是给了不平等的人以平等 ”。这一句话就让人看出，作者对奥尔特加的精英主义和反大众立场是完全赞同的。而接下来，作者便从奥尔特加的《大众的反叛》中直接抽取了五方面的论述，对涉及美国民主与法治的五大关系——“由谁掌权?大众还是精英”、“自由与平等”、“理性、文明教养与执政”、“自由与责任”、以及“智慧与民治”等问题上所发生的偏差，逐一进行对症下药的诊治。回
　　在斯泰瑟姆看来，一个社会，就应该像奥尔特加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应该由少数高素质者执掌权力。而美国现在成了一个超民主和绝对平等主义的国家，社会的智性机制被破坏，导致大众在社会各个方面、尤其在社会舆论方面，占据了主宰的位置。他认为，当下美国的大专院校实行彻底的民主，结果变成了庸俗而毫无品质的诡辩的中心，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的推行，则使课程设置失去了标准，族裔／性属和性学研究使智性的卓越成为凤毛麟角，大众化的教育使学生书越读越少，学院原本是为人的理性和公民性的养成提供标准的，但这样的学院已不复存在。而从另一方面看，美国宪法所确定的民主与法治机制原本就有缺陷，需要补充和完善。例如，现在自由、平等与法治关系上发生的种种问题，都是在向个人提供自由的各种机制出现之后才产生的，因为这些机制不能保证获得了自由的个人都会在所提供的自由幅度中负责任地生活。如现在人们都把“言论自由”理解为自由地表达自己，而且以为，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就等于每一种意见都有同等的价值。斯泰瑟姆认为，这其实完全是误解。言论自由的目的不仅要让大家都能自由地表达，而且还要支持那接下来的对不同观点作出的评价，为的是要确定一种最好的观点。关于平等的误解就更明显了，他认为美国宪法所谓的人生来平等，那是当法律施用于他们的时候说的，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作为个人，斯泰瑟姆指出，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不平等的，他因此而认为，社会应该、也必须反映出这一点，尤其在由谁掌权的问题上更是这样。与奥尔特加一样，他这里所说的掌权能力，主要还是指智慧和才学。
　　罗伯特·斯泰瑟姆的观点想必又会引起读者的新一轮的争议，但有一点我们或许是会同意的：在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发表40年后，关于美国社会究竟是否符合奥尔特加所批判的那个“大众社会”的争论，恐怕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斯泰瑟姆的文章至少在这一点上已向我们充分证明：当下的美国就是奥尔特加所批判的那个“大众社会”，而奥尔特加对大众社会和大众人的分析，也完全可以适用于当下的美国。在这个意义上，《大众的反叛》作为一部为历史所证明了的经典，大概没有问题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