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3)

秦末的动乱，促使秦的速亡。陆贾、贾谊在反思秦亡潮流中，指出秦失败的原因在于，“秦国失理，天下大败”（贾谊：《时变》，《新书》卷三），“失理”即“失礼”，亦包括失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现实性。仁义作为维系社会人伦关系的基础，它贯穿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亦蕴涵于万象的各种现象之中。“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陆贾：《道基》，《新语》上），天地乾坤，八卦万物以仁义作为和合的原则，只有以仁义为尺度，和合才是合理的。贾谊对正反两面多方分析以后，指出“刚柔得道谓之和，反和为乖戾；合得密周谓之调，反调为戾”（贾谊：《道术》，《新书》卷八》）。追求刚柔得道、合得密周的和调，反之便乖戾；乖戾便失理、便仁义不施；失理就导致动乱和失败。汉初的和合论，是对于秦政严重失调而引起社会失衡的调整。

汉代为把社会引向安定，除以仁义为思想外，还必须确立一套礼乐制度。中国古代礼乐是相互联系的，乐不仅是，而且是教化人民的一种手段：“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乐记》，《礼记注疏》卷三十七，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7页）乐的功能和作用与礼刑政虽有异，但其宗旨都是为了齐一人民，不使其为非作乱。其实是四者和合，以求社会安定。如果说礼、刑、政是依赖外在的制度、规章、政令以及国家暴力、来完成治道，那末，是人内心情感的发动，即“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记》，同上书，第1529页）的意思。

《乐记》认为，音乐以其和声，使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进入和合境界，“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乐记》，同上书第1545页）乐在不同氛围中，可产生不同的情感、情感交流，作出不同的回应。这种情感不是以情绪形式呈现的自然之情，而是一种之情。“和敬”、“和顺”、“和亲”的伦理道德情感是君臣、长幼、父子等伦在宗庙、乡里、闺门内同听音乐所产生的效应。这种效应与中国古代血亲宗法关系相联系，使人们在音声的愉悦中提升精神境界，融为一体，这是“合和父子君臣”之意。

《乐记》的核心内涵和最高境界是中和，即和合。和合是乐的根本精神，它与天地万物之情相贯通。“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万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乐记》，《礼记注疏》卷三十九，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45页）天地之气，犹阴阳之气，两者“和而生万物”（孔颖达疏《乐记》，《礼记注疏》卷三十七，同上书，第1530页）。不和，则天是天，阳是阳；地是地，阴是阴，怎生万物？和而生物，即和化物。“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记》，《礼记注疏》卷三十七第1530页），汉郑玄注：“化犹生也”（同上）。乐作为天地之和合，而推及和为万物化生的原因，和就不是单纯的天与地、阴与阳之气的连接词，亦不是单纯两个不同质的要素媾合的方法，而是具有独立的万物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根据的涵义，这就赋予和合以形上学的性格。

和合的这种形上学的性格，在《淮南子》中有所展开。“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本经训》，《淮南鸿烈集解》卷八），天地和合阴阳之气，化生万物。天地阴阳为对待两极，“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汜论训》，《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三，第432页）《淮南子》对“和”作明确规定，和就是阴阳对待两极的调和、统一。汉高诱注：“和，故能生万物”。（《汜论训》，《淮南子注》卷十三，《诸成集》，世界书局，1939年版，第七册，第216页）和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天地万物的生成，必以和合为根据，这是和对万物而言；二是就和自身及构成和的诸要素之间亦以和合为标准。第一方面的涵义，和合之所以是生成万物的根据，《淮南子》从两个层面加以论证：一个层面说明“一”不能生物，即单一、唯一、同一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天文训》，《淮南鸿烈集解》卷三， 第112页）有分才有合，有差异才能和；无分别、无差异就不能生物。 阴阳分为对待两极是生物基础，只有和合使阴阳结合而生万物。这里说明一个重要道理，事物不能自身产生自身，亦不能同性产生同性，只能和合而生。另一个层面进一步证明，阴阳对待两方，任何单方自己不能产生万物，“故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泰族训》，同上书，卷二十，第666页）。阴阳任何单一方面，阴就是阴，阳就是阳，依然是不会转化的、运动的，如男是男、女是女，不能生物，只有男女和合交接，才能生儿育女。“阴阳相接，乃能成和”（《汜论训》，卷十三，同上书，第432页），和而生物。这样，和合是世界万物产生最终的原因和根据，具有形上学存有的性质。

董仲舒尽管在思想路向上与《淮南子》不同，但在以和合为天地生成的本原和最高道德规范这点上，与《淮南子》有相通之处。董氏说：“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循天之道》第七十七，《春秋繁露》卷十六，武英殿聚珍版原本）。这是对《中庸》中和说的发挥，《中庸》以中和为“天命之性”的内容。董仲舒认为，无论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生生的根据，还是最完美的道德，都以和为基础。“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同上）和作为天地间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原理，与天地之道相融。和是天地之道的美妙处，也是天地之所选择迎养。

董仲舒还认为，合也是自然、社会、人伦中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原理。“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基义》第五十三，《春秋繁露》卷十二）所谓合，是指对待双方的交合，既不是单方面的结合，也不是同质的相合，而是性质相对、相反要素的融合；合本身就表示有此必有彼，是美与恶、顺与逆、寒与署、昼与夜同构、同步的呈现。合便是存在呈现的方式。“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基义》第五十三，《春秋繁露》卷十二）这种呈现的方式，是一没有完成的过程。如父相对于子的合是父，子相对于父的合为子；子相对于子为父，子相对于子之子为爷。和与合一样，也是存有的方式及呈现的过程。

王充思想与董仲舒异趣，但讲和合有近似处，可见汉代讲和合是一思潮，与汉强调统一相一致。王充认为，和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夫治人以人为主，百姓安，而阴阳和；阴阳和，则万物育；万物育，则奇瑞出”（《宣汉篇》，《论衡校释》卷十九，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17页）。阴阳亦指阴阳之气。阴阳和合，生育万物，祥瑞也会出现和产生，“瑞物皆起和气而生”（《论衡校释》卷十六，第723页）。“和气”就是阴阳之气和合存在的方式。假如“阴阳不和，灾变发起”（《论衡校释》卷十八，第787页），而无瑞物治平。王充用和气来解释和理解当时谶纬经学所宣扬的灾异之变，瑞物之生，治平民安是天命、天意、天志，显然是对天命、天志的批判，这种新解释、新理解在理论思维上是对旧的形态的改变。他用天地之气（阴阳之气）的和气，即自然之气代替哲学形上学和道德最高根据——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