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6)

大乘中观学派认为，不仅众生空，而且法亦空，即阴、入、界都空。“因缘和合故有，皆是虚妄”（《大智度论》卷三十一）。这是以“无为法”破“有为法”，“无为法”是指自身无独立自性，它通过对“有为法”的否定实现。无自性，即自性空，性空不是虚无、没有、不存在，它肯定假有或幻有是有、是存在，它只是对独立实在性的否定。自性不依于缘起，缘起就无自性，但世界一切事物与现象无不缘起，即无自性，亦无真实。这是因为因缘和合而生起的存在，并不是真正的存在，是假各种条件和合的存在。即是作为和合体的构成的各种原素或单一性，亦是空。比如“五众和合因缘故名为人”〔4〕色、受、想、行、识五众因缘和合而生人，人是缘起的和合体，是假、是空，作为构成和合体人的色这个原素，是否是实在？空宗中观学派亦是否定的，“是色以香、味、触及四大和合故有色”，可见，除诸香、味、触等更无别色。色的和合体的离散亦是空，这种追根究底的自性空是“毕竟空”，亦称为真空。

由因缘和合而生起，而无实有自性的生。缘生即无自性的生，无自性的生即无独立自体的生，所以是不生，不生所以亦不灭。“诸法因缘和合生，故无有法；有法无故，名有法空”（《大智度论》卷三十一。）。由因缘和合所得的诸法，都非实有，故有法亦是空，生是空，灭亦是空。
    从因缘与结果来说，有缘有果，无果无所谓缘，有果才称缘。“若众缘和合，而有果生者，和合中已有，何须和合生？若众缘和合，是中无果者，云何从众缘，和合而果生？”（《观因果品》，《中论》）假如因缘和合中有果，则果已有，就不必要和合；假如因缘和合无果，便何从讲因缘和合而生果。这就是说，因中有果还无果，果都不可能生出。果无因缘亦无，生就不可能。这种因缘无生的理论，是对佛教宗教理论“业必有报”的因果观的破坏。

中观学派对外道的批判与对小乘佛教的批判一样。其印度典籍经鸠摩罗什的，《大智度论》、《摩诃般若波罗密经》、《百论》、《十二门论》、《中论》等，使龙树中观学派的思想在中国得以。鸠摩罗什汉译对外道的批判，主要是胜论派和数论派。胜论派主张“六句义”。句指言语或概念；义指客观实在或事物。句义是指与概念言语相对应的实在事物。《胜论经》提出六个范畴（六句义），一实，是指实体。世界一切现象的本质是实体，实体是性质、运动等基础，是和合的原因：二德，指性质。是依于实体，说明实体的属性、容量、状态、地位等的性质；三业，是指运动。与德一样依实而起，但德是实的静态特性，业是其动态特性。四同是指普遍性。是世界万物具有共同点与普遍本质的原因；五异，是指特殊性。是世界万物具有差异点与特殊本质的原因，六和合，是使实体、性质、运动等结合或不离散的原因。胜论的和合，是指实有诸法的内在联系不离散原理，这原理是使诸要素构成世界事物得以实现。因胜论把世界看作实在的实体，而与空宗中观学派对立。中观学派通过各相分析的缘起论，说明一切法空。

大乘空宗的因缘和合论，虽承认缘的因素，条件各各有异，但承认其差异是为了否定这个差异；承认各各有异的因素或条件是为了否定由各条件和合所生起的和合体以及各因素自身都是无自性的，是空的。在这里，和合的功能和作用虽然亦具有把各各有异的因素、条件联系、结合、融合、聚合起来或和合生起一事物，而与中国传统的“夫和实生物”的思想有圆通之处，但两者对生起的事物的性质、特点、功能的认识和价值导向却大异其趣。

后来宗密对偏浅佛教理论进行批判，认为中国儒道二教未能原人，佛教的浅教亦未能原人。宗密小乘佛教的原人观是“色心二法”，起贪ｃｈēｎ＠⑾痴为人之原。小乘教基于缘起论和我空法有论，认为人我由身心（或色心）和合而生起，“此身本因色心和合为相”（《斥偏浅第二》，《原人论》卷下。），我是身心因缘和合而成的假象，无实体。为什么我空无实？是因为和合成我的色是由地、水、火、风四种因素组合的，心是由受、想、行、识四方面组合的。“若皆是我，即成八我”（同上），哪一个我是真实的我？假如继续分析，比如构成色身的“地”这个因素来看，它由360 段骨以及皮毛筋肉肝心脾肾各器官组合而成，究竟哪一个“地”是真实的地？应执哪一个为我所实有？可见我是空的。然而一般人执着这个空幻的我为真我，而生起贪、ｃｈēｎ＠⑾、痴〔5〕有害的欲望和情感，此“三毒”又引起身、语、意三业，造业受报，这都是对身心和合体的执着的缘故。我应该“悟此身但是众缘，似和合相，元无我人”（同上），既知我人本空，又为谁去贪ｃｈēｎ＠⑾痴？故毋须执着。

六、和合方法和内涵

和合由先秦经秦汉至唐代的发展，内涵已展开，两宋以后，和合不仅局限于是什么的追究，而是作为宋明形上学本体理、心、气自身是什么的追寻。这个追寻使和合由方法论层次、天地万物生成论层次而提升为本体论层次，以及本体自身层次。探究层次的提升是人类知识在总体积累的基础上，主体对于存有世界、意义世界以及未来世界的认知和体验。和合作为中国思想的精髓，浸润着中国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比如人与自然、人与、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心灵的关系等等。

就人与天地自然的和合而言：中国古代思想家把宇宙世界的存有，分为三大部类，即天、地、人三才。天指日月星辰、风霜雨雪、四时运行等；地指山河大地、万物生长、繁荣枯槁等；人指有思想、有目的、有的主体。天地都是世界的存有及其存有形式，人指主体的存有及其存有方式。天地自然与人的关系，西方人总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是冲突的两极，解决冲突的方法是发扬人的主体的斗争精神，去征服、奴役自然一方。在这里人把自然只作为满足自我欲望的索取的对象，只要能满足自我欲望，达到工具理性的目标，可不计任何手段，向自然掠夺。这与希腊海洋的、商业的活动方式相适应。中国大陆的、的活动方式，是与天时地利、风霜雨雪的自然节奏息息相关的，人们生活活动方式不是从外部去征服自然，而是探索天地自然的内在活动的规律性、时节性，以便制天命而用之。人们的生活活动方式，不是去征服自然，而是认识、把握、适应、利用自然，因而孕育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质。所谓天人合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文言》，《周易集解》卷一）的精神，就是天人和合。天地自然本身的和合，与人自身的和合相互一致、统一，构成天人整体的和合。这便是“仁民爱物”、“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精神。

从人与社会的和合来看：古希腊在梭伦改革后，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人们土地财产的多寡来确定的，旧的血缘亲族关系集团及氏族制度遭到破坏，带来业的发展和移民的浪潮。人与人之间亲族温情变成了契约，在个人自由发展的同时，也使人与社会处在尖税冲突之中。中国周代的制礼作乐和邦国的建立，并不是血缘宗法关系的破坏，而是以礼乐典章制度的形式确立和加强血缘亲族关系。每个人都在温情脉脉的宗族关系中生活，个体只有以群体为依托，个人的地位、价值和人格，只有在社会群体中得以确定和实现。因此人与社会关系，个人不是以对社会的叛逆为职责，而是以和合为责任。

就人与人的和合来说：每个人都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分子，共同组成一社会群体。尽管分工、职业、劳动形式不同，但都是社会有机体的需要与使他人获得满足。一个人一生下来，首先就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活动，就像婴儿紧紧抓住吮吸的母乳一样，抓住生存的每一个机遇。其生存所必须的衣食住行，都需要在相互创造性活动中，在相互满足社会需要中获得自己的需要和满足。每个人在创造、获得的活动中，不能不与他人发生联系。西方人认为在取得个体自由发展机缘的同时，必然与社会、他人发生冲突和斗争；而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每个人虽各有各的利益，但又是“仁者爱人”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与人之间可以和合，和合是人与人之间获得安定、团结、友爱的最高准则。和合是公正的、平等的、均衡的，即无过不及，否则就会破坏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