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学术批评·学术共同体——关于杨玉圣学术(4)
2013-08-05 01:32
导读：年之后》等篇什，字里行间对先进的虔敬之心以及作为后学的若谷虚怀，读来令人感慨和感动（什么叫“西体中用”？窃以为此便是个非常鲜活的例子了。
年之后》等篇什，字里行间对先进的虔敬之心以及作为后学的若谷虚怀，读来令人感慨和感动（什么叫“西体中用”？窃以为此便是个非常鲜活的例子了。据介绍，刘宗绪教授是杨玉圣的前辈师友，准确说是忘年交的当年北师大同事，其生前堪称代表作的《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一书，便是由杨玉圣不辞辛劳，责无旁贷地一手编辑整理，完成其出版夙愿的）。更为突出的是，2004年3月和10月，
河南大学出版社、高等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文集，91万字）《学术规范导论》（专著，43万字），两书规模宏大，反响强烈，被称为近10多年来中术规范讨论和建设的集大成者。从而，杨玉圣本人的学术洞见、学术编辑能力与学术策划能力也得到了全面的展示，杨玉圣随之也就成了当下中国的学术界的一面旗帜。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种种良性的学术互动已经不再是梦想，在杨玉圣这里而是已经完全变成了现实：先后参与教育部起草、修订《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发起和筹办“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参与“全国高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积极互动与学术规范的制度和措施，都将在中国当下的学术事业与学术发展当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和深远影响。杨玉圣功不可没。
即便是从现代性中国的意义上说，学术规范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全面走向理性化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良好的学术生态、学术与相关的制度环境，不仅良性的学术循环与发展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古老的中国向现代的中国全面转型也将面临彻底的失败。
一如古人所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如朱苏力所说：“程序从来不是完美的，不可能运送令每个人都满意的结果；但是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拒绝已经协商确定的程序，那么就永远不可能有程序，没有制度的累积和完善；程序可以修改，而且应当修改；但一般说来，如果没有重大的必须即刻修改的错误，那么我们就必须勇于承担起经由自己曾认同的程序获得的自己不喜欢的后果，因为程序是重要的，因为制度是重要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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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恰恰是朱苏力“招博事件”给我们敲响了长鸣的警钟：我们似乎更应该看到，包括学术腐败在内，眼下几乎所有领域所涉及的腐败，均是体制性的。仅仅由官方参与制定学术规范显然是不够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上而下地贯彻执行常常是靠不住的。只要学术一天不自由，只要学术事业本身一天不能给学者们起码的尊荣感，学术的腐败就一天也不可能杜绝。从上而下或者从下而上地互动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者与学术本身需要互动、需要批判、需要监督，也许，只有在学术自身的良性互动中才可能是真正靠得住的。而此前《学术批评网》的许多重大成功，也恰是体现在此。同时，大学体制的改革首当其冲，假如时至今日我们沿袭的仍然是苏俄的教育体制，讲的是从上到下的严密控制与管理，学术可能是需要的，但更多的时候是要看组织上需要不需要：学术的自由便是从这里失去了，学术的尊荣也就从此付诸阙如，学术的内发动力也就逐渐萎缩了。没有了学术竞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进步，因为学术是为领导或上级部门负责的，竞争自然也就没有了必要，却又同时导致了种种不择手段，比如假冒伪劣屡禁不止，便是为了取得领导欢心以及世俗层面上的支持，然后获得诸如待遇之类乃至提拔重用等等，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彻底断送了学术。
最为典型的表现，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知识状况始终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我们却又始终拒绝欧美的知识制度，尤其是全面引进苏俄的知识管理与知识制度以来，使得我们的精神、知识和身体始终处于高度分裂状态：当我们谈论知识的时候，自然是欧美的好，谈论利益的时候，自然还是以我们自身身体的处置和身体利益为首位，那么，我们的精神就不能不处于高度扭曲与高度分裂的状态了。加上传统中国亘古不变的潜规则与显规则的互补与互相支持，更是让我们的知识状况与身体状况处于惨不忍睹的状况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中，知识的积累是非常困难的，知识的传承也就成了件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因为在知识之外诸多的世俗利益更具吸引力。因此在我们谈论知识的时候，尽管可以美仑美奂，而一遇到权力或者“潜规则”立时就变成了婢女，甚至还能酝酿成所谓“是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力”的朱苏力的“著名说法”。我们难以想象，通过了种种努力，杨玉圣等终于促成了学术互动意义上的学术规范的形成，然后哪一天又可以擅自篡改规范不予遵守，然后又要说是“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力”（11），那当初又何必费尽千辛万苦千呼万唤学术规范的诞生？是的，制度必须改革，而且应该彻底改革，但要改革甚至必须摒弃的恰恰是这种恶劣的知识制度给人以可乘之机的丑陋的权力。
中国大学排名 我们知道，国内介入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重建的风云人物中，除了杨玉圣，还有邓正来。在邓正来早年创办《中国书评》等刊物时，就曾把“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作为一个重头课题来展开，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较大规模的讨论，也取得过较大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实绩，在此基础上，邓正来本人的相关学术思考在当下还有着较大的推进。围绕“朱苏力招博”事件，邓正来在网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对博士生招生制度进行了严肃的追问（12），与此同时，更在追问我们的知识制度方面写出了《我们必须打破“知识规划时代”的宰制》《对“
考研变
高考”的制度性逼问》《逼问学术腐败的体制性原因》《对〈高等学校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试行）〉》的疑虑》（13）等系列文章，这些系列文章应该说其均能触及到问题的真正核心。而转载在《世纪中国》上署名李杨的文章《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14），窃以为是一篇不仅触及问题的核心而且是做了更为深入研究并考证得颇为细致的好文章。这篇文章之好好在能从正本清源的意义上让我们明白：而今我们百病丛生顽症难除的教育体制与知识制度究竟又是怎样形成的？症结明摆在那儿：假如不能从根儿上着手对症下，就难以逃脱病急乱求医的种种被动局面。我们清楚，包括学术失范在内，随着社会的形成，整个社会在全面转型时面临着的是普遍的失范。因此，关键在于话语的转型，假如学、、哲学、、、史学也包括，种种话语不能真正完成全面转型的话，那么，制度的真正创新就可能再次变成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如章诒和女士在《获国际笔会奖的答谢辞》中所说：“中国一向有着‘文以载道’的传统，但文学毕竟是人学，是私人的事，是纯个体性的精神劳动。它属于民间，属于社会，与‘官学’无涉，与‘官场’无干。官方可以成立宣传部，大搞宣传，大搞‘五个一’工程，但从本质上是非文学、非活动。而作家的使命就是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命运及其生存状态，并以此唤起别人的关注和思考。这也是写作的原动力。”（15）学术的问题也一样，真正的学术与‘官学’无涉与“官场”无干。我们自己两千多年的思想史也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还是短暂的五四时期，思想的繁荣都跟官方意识形态的退出有极大关系。从纯粹民间意义上说，魏晋时期的思想繁荣也是个特例，从对外来思想的海纳百川的角度看，佛学造就了辉煌的唐宋，西学造就了五四先贤。我们的思想学术须臾不能离开了自由的空气。否则就只能望洋兴叹了。这一点，想必史学专家出身的杨玉圣比我更加清醒，当然也就比我更为了然于心。
实际上，我一直对杨玉圣的知识理性的追求持有由衷的赞赏，对其为学术程序的公正与规范所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