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丝绸文化》导论网(3)
2013-08-23 01:05
导读：看，它们明显同属一个体系。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又一次出土刺绣品40件，据出土“遣策”的记载，主要有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三种(三种绣品的纹
看，它们明显同属一个体系。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又一次出土刺绣品40件，据出土“遣策”的记载，主要有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三种(三种绣品的纹样均以变体云纹为主体)，都体现出很高的刺绣技艺。现在看来，在探讨湘绣之源时，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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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能馥主编：《中国全集》工艺
美术编6·印染织绣(上)163～166号，文物出版社，1985年。
除了这三大名绣，长江流域上还有许多著名的民间和地方刺绣。如唐代宣州的妙女和永州(治今湖南零陵)的马雷五都是见诸记载的民间刺绣高手的代表。《女红传征略·刺绣第三·崔氏婢妙女》记，妙女“绣做巧妙，疾倍常时”；《柳宗元集》卷13《马室女雷五墓志》说，马雷五“凡事丝纩纹绣，不类人所为者”，刺绣技巧鬼斧神工，令柳宗元“睹之甚骇”。长江中下游地区历史上还有湖北的汉绣、浙江杭州的杭绣、温州的瓯绣等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刺绣品种，其出产地也是历史上丝织业兴盛的地区。
由此可见，刺绣的生产与丝绸的发展相表里，刺绣花纹以丝织品为载体，或者说刺绣是丝绸的进一步延伸。从刺绣同丝绸的关系来看，谈丝绸文化是无法避开刺绣的，就像“织绣”成了大家常用的固定词一样。但长江刺绣文化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各地刺绣针法多样，刺绣花纹多姿多彩，极具浪漫情调、美好寓意或神秘色彩，它与丝绸同等重要。我们认为，如果把产生我国三大名绣的长江流域的刺绣放在一部地区丝绸文化的专著中附带去谈，是很难谈透的，这样做不但不能准确体现长江刺绣应有的地位，反而会大大降低其地位，因此还不如不谈的好。同时。织与绣毕竟还不是同一个概念，不但生产技术、表现形式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它们在国计民生、生活中的地位也大不一样。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把本书的重点确定为与丝织品生产直接相关的蚕桑、织造、印染、色彩和花纹图案等方面，长江刺绣留待有志者另做专门的研究，可能更好些。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长江刺绣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令我们无法将其杂糅于长江丝绸文化中附带论述。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综上所述，三大名锦、三大名绣是长江丝绸文化的突出代表。我们由此可以获得以下认识：一个品牌的形成，必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如果不以丝绸生产的普遍和发达为基础，要想冒出一个响亮的品种几乎是不可能的。普及与提高共进，这使我们更加认识到长江丝绸历史在我国乃至世界丝绸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四
同中心南移的观点相一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丝绸生产的发展也有一个中心南移的过程，即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下游的江南一带。多者认为，这个转移的过程结束于宋代，也就是说，到宋代，中国蚕桑丝织的中心从北方转移到了江南。但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提法也是不科学的。
江南丝绸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江南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蚕丝信息和丝织、麻织实物发现较集中的地方，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蚕纹盅形器和原始纺织工具、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绳一直是研究我国蚕桑丝织起源的不可忽视的材料，江南连同保存比较系统的嫘祖传说的四川一带被认为是我国目前可以确定的蚕桑丝织业的两大起源中心①。但自新石器时代后，长江下游江南之地似乎沉寂了很长的时间，《后汉书·朱儁传》所说会稽上虞人朱儁的母亲“尝贩缯为业”，并有相当的经营规模，这是魏晋以前江南有关丝绸方面的为数不多的材料。大量丝织物在民间流通，证明汉代家庭丝织的生产形势，不过这时尚无见诸记载的丝绸名品。自孙吴开始，文献中有关江南蚕桑丝织的记载也明显增多。所以，至少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魏晋以前江南的丝绸生产还十分落后。这是江南地区蚕桑丝织业向前发展的基础。没有当地深厚的基础，江南的丝绸生产能得到持续的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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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段渝：《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第331～332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江南蚕桑丝织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期间黄河流域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南迁：一次是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6~312年)到南朝宋，晋室南渡，北方大批士庶流寓江南；一次是唐中期受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北方人口大量涌向长江流域的四川、两湖和江南，江南成为全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人口向江南的集中为江南发展经济提供了资源，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过去的研究认为，人口的大量南迁带来了南方经济的大发展，我国经济中心因此由北方向南方转移。但这种认识没有看到大量迁入的人口可能给江南地区增强的负担，没有想到，南下的北人，他们过去所熟悉的技能如何适应了南方的生产，譬如，北方的旱作技术能够推动南方稻作为主的生产出现大的发展吗?江南之所以成为北方动乱和灾荒年月人口的迁入地，是因为当时江南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有很强的承载能力。我们可以大胆地假定，即使没有其他外来的因素，江南经济也一定能够飞快地发展。蚕桑丝织业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宋代江南丝绸生产的发展和中心的形成，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中心转移的说法极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即江南丝绸中心是黄河流域移来的，这当然是不科学的。
同经济的发展一样，丝绸生产也有其自身的兴衰史。魏晋以来黄河流域政局不稳，虽保持丝绸中心的地位，但发展速度相对较慢。长江流域较为安定，中央政府赋税倚重江南，给江南丝绸生产的发展带来机遇，蚕桑丝织业发展较快。这仍然离不开其深厚的经济、文化基础。江南丝绸在全国的优势是丝织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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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否认丝绸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交流，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江南有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一面，也有向其他地区输出优良品种的时候，这种相互的学习和借鉴不会使一地失去或得到中心的地位。江南丝织业地位的上升既不是北方中心南移的反映，也不是北方中心南移的结果。换句话说，江南丝绸业的发展甚至中心地位的取得，并不一定要以北方丝绸业的衰落或者说中心地位的失去为代价。道理是简单的。
宋代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的四川仍然是我国丝绸生产的中心。所以江南只是中心之一，三个中心犹如鼎足而立，形成我国宋代丝绸生产的稳定结构。那种持中心转移说的学者，自然以黄河流域为唐以前我国丝织业唯一中心为前提，它忽视了唐以前长江流域蚕桑丝织业自身发展的实际，没有看到丝绸业的发展同经济发展的关系，忽略了江南唐宋时期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说宋代江南蚕桑丝织业中心的形成是南移的结果，就不能如实揭示历史实际，也就不能赋予长江丝绸恰当的历史地位。
五
江南自宋代成为全国三大丝绸生产中心之一后，经过元代的过渡，到明后期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蚕桑丝绸商品生产日益兴盛，展现出普遍化的倾向。丝绸商品化生产的发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南丝绸的历史地位。
南宋时，杭州、苏州、湖州等城镇中已有“机户”、“机坊家”、“织罗户”等专业机户，开展丝绸商品生产。在湖州等广大乡村，不少农家从事蚕桑织绢副业生产，产品绝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口粮。按照农学家陈旉的说法，十口之家，养蚕十箔，以一月之劳，即可抵过种稻一年的收入。生产形式虽是副业，但生产目的却是为了市场，产品则是商品。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明后期，进入小冰期，世界性气候变冷，适宜种桑养蚕的地域南移。太湖地区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特别适宜栽桑缫丝织绸。湖州、嘉兴、苏州、杭州等地广大农户出于收益考虑，种桑缫丝收人大约三到四倍于种稻，于是纷纷将种植水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