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丝绸文化》导论网(4)
2013-08-23 01:05
导读：“田”改为栽种桑树的“地”。到康熙二十年前后，杭嘉湖三府田减了1463顷，而地升了1671顷。各地蚕桑生产极为兴盛，湖州各县几乎“无不桑之地，无不
“田”改为栽种桑树的“地”。到康熙二十年前后，杭嘉湖三府田减了1463顷，而地升了1671顷。各地蚕桑生产极为兴盛，湖州各县几乎“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嘉兴各地，“土著树桑，十室而九”；杭州各地，“遍地宜桑，春夏间一片绿云”；苏州的吴江等地，清代前期，“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农家将种桑养蚕所得视为相当于种粮收入的重要来源，吴县洞庭东、西山“贫家富室皆以养蚕为岁熟”，而嘉兴、湖州等地视蚕熟为另一个秋熟。蚕桑生产已经完全商品化和专业化，以至桑秧、桑叶、蚕种和蚕簇都逐步成为商品，在固定的地区固定的出售，特别是桑叶市，交易量大，市价涨落迅速，“人集如云，填街塞路，终日喧哗”①。
在南京、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明代集中了全国最为主要的官营织造机构，承担了大部分上用官用缎匹的生产，在清代更几乎囊括了全部官营织造机构，承担了绝大部分上用官用缎匹生产，成为全国无与伦比的官方绸缎生产中心。论到明清官营缎匹生产，基本就是指江南官营缎匹生产。官营之外，江南丝织市镇，往往是“以机为田，以梭为耒”，机业“十室而九”。明代江南的15000张左右的织机，清代前期七八万张织机，生产出销向全国各地的各类绸缎，也生产出销向世界各地的高档绸缎。作为外销的中国丝绸，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是由江南生产的。江南由于丝绸生产的普遍化和专业化，加上发达的棉纺织业，从而成为全国最大、地位最为重要的纺织生产基地。论到长江，不能不说江南的绸布商品生产，不能不说江南丝绸这一独步全国的显赫地位。
—————————————
① 同治《晟舍镇志》卷6《杂记》。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丝绸生产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的变化。丝绸专业生产者自唐出现“贡绫户”、“织锦户”、“织造户”后，宋代大量地产生了“机户”，元代分化出“饶于财者”的“织工”，明代分化成机户和机工或织工，清代中期更细化为账房、领机产、织工。这种分化虽然没有走上马克思所说的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的正常发展阶段，但却是不断演进发展的，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或者说江南特色的商品生产发展的道路。
丝织业中的这种分化是渐进的，有脉络可寻的。元末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织工对》中所描述的生产关系，“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日佣为钱二百缗”，虽然还没有明后期丝织生产中的雇佣关系那样清晰，但毫无疑问显示了丝织业生产者不断分化的过程，朝着较之以往不同的生产方式迈进。到明后期，苏杭丝绸“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人称“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织工“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当时“三吴以机杼致富者尤众”。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以及吴江盛泽镇，均有从事丝织生产而致富上升为手工业主的事例。业主要扩大生产规模，如果通过扩充场地、安设机张的形式，面对广大列屋而居的丝织生产者，既不又困难重重。于是到清中后期，江南各地丝织生产，又普遍采用账房领织的形式生产，机户承领商业资本主的机子和原料，雇佣织工在自己家中为商业资本生产。生产形式虽无多大变化，但生产的性质却有了根本变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萌芽。无论这种萌芽多么幼弱，也没有茁壮成长，但毕竟与传统的生产方式有所区别。这种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就产生在江南丝织业中，论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论到传统中国生产方式之演变，自然不能不将江南丝织业作为典型事例。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江南蚕桑丝织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为江南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提供了基本条件。明清时期的江南，丝绸是价值量最大的商品，当时人一致认为，江南是丝绸之府。明隆庆时徽商黄汴说苏州汇聚百货，而缎匹为首。明万历时人王士性论天下物货所聚，首列“苏杭之币”。同时人张瀚观察东南之利，以三吴罗、绮、绢、纻为最。直到清末日人绪方南溟考察中国情形，说苏杭等江南城市“商情以绸缎为第一”①。清初人唐甄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②光湖州嘉兴的生丝收入，每年就有百十万两，每年出产的绸缎价值，至少1500万两银。江南人民依靠种桑养蚕织绸和种棉织布商品生产，为国内外市场不断提供商品生丝绸缎的同时，也赖以维持简单再生产，过着相对于其他地区较为稳定富裕的生活。明人王士性说，浙江11个府湖州最富，是因为嘉兴、湖州水乡，对外、商品流通发达，而湖州更多一熟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农为岁计，天下所共也，惟湖以蚕”③。“每年两有秋”，带来了人民生活的相对稳定。明朝初年，由于朝廷对江南实行重赋繁役政策，商品生产没有正常进行，江南纷纷迁向外地，闾里萧条。随着明中期起棉纺丝织等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江南城镇持续繁荣，发展成为全国最为富庶的地方，不但当地人谋生之路较为宽广，生活较为安定，而且大量的外地人口纷纷涌人江南城镇，经商务工，谋求生机。到清中期，稻米盛产之乡的江南却每年要从长江上中游、华北乃至东北等广大地区输入1500万担左右粮食。粮食的这种流通，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经济
作物种植的普遍化和商品生产的兴盛。江南由人口流出一变而为人口迁入。显示出江南较之其他地区有着更多的
就业机会和较高的生活水准。所有这些都是与江南包括丝绸生产在内的商品生产有着内在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江南丝绸等商品生产的发达导致了江南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的相对安定。论到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论到江南社会的不断进步，不能不提及江南发达的丝绸商品生产。这在全国丝绸生产的上也是十分突出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
① 《中国工商业情形考》。
② 唐甄：《潜书》下篇，《教蚕》。
③ 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六
一种文化只有保持同其他文化的相互交流，才能保持其自身发展的活力；一种文化的输出，首先取决于自身的先进性，而不断吸收别种文化的长处，又不断向其他文化输送自身优点的文化，才是先进的文化。隋唐以前，长江丝绸文化在同其他地区丝绸文化的交流中，是以学习和引进为主的；隋唐以后，长江丝绸向外输出增多，特别是明清时期，长江丝绸以贸易为主要形式，成为对外影响较大的物品。这种情形与唐晚期开始江南蚕桑丝织中心的逐渐形成正相一致。下面我们从丝绸文化的对内对外交流中来考察长江丝绸的历史地位。
(一)长江丝绸的国内交流
早在先秦时期，长江流域就与黄河流域开始了频繁的丝绸文化交流，并对黄河流域丝绸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春秋时期，楚国“贡丝于周”①，郑国的商人也曾到楚国，把楚地所产的丝绵和丝织物引销到郑国。楚产丝织品上贡和外销，而且是销往丝织业相对发达的黄河流域，这说明楚国的丝织生产在当时已初具规模并享有一定的声誉。中原的丝绸技术同样对楚国丝绸的生产有过贡献，据《左传·成公二年》，楚侵鲁之阳桥，鲁孟孙贿之“以执断、执针、织红，皆百人”以请盟，楚国因此许诺退兵。《左传》中也有吴国丝织品与中原互赠的记载。据刘向《说苑》：“鲁人善织履，妻善织缟，而徙于越。”可以想见这种技术人才的流动对促进丝绸生产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
① 《管子·小匡》。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东晋南朝江南各地蚕桑生产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晋书·慕容庞传》记，前燕慕容氏政权通好于东晋，“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于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南朝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