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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2 01:11
导读：毛泽东当时很自信，回答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
毛泽东当时很自信，回答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起义将领傅作义也曾发问：“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他对共产党能不能过这道关，同样存疑。
50年过去了，执政党的状况，民主政治的建设，果真如毛泽东所期冀和保证的，得以跳出那个恼人的“周期率”了么?当然没有。汉朝历22代皇帝，426年；唐朝历23代皇帝，289年；宋朝历18代皇帝，319年；明朝历17代皇帝，276年；清朝历12代皇帝，295年。上述朝代建立后，都有一段较长的上升和兴盛时期，其衰败，一般都在末尾几代或一两代皇帝。共产党执政刚刚数十年，党风便现如此滑坡之势，国人每每谈及这一点，都不免唏嘘或扼腕长叹。孙大光亲历革命数十年，自然更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慨。
大光也向我了解一些社会上的情况，我都如实讲给他。前不久，我与50年代初期任地质部机关团委书记、现已离休的一位厅局级干部闲谈，他告诉我他已经退党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他看不下去党内的种种腐败，并举了一些实例，说明腐败对国家的祸患和对党心民心的瓦解作用。他说，腐败并非共产党的发明，而是古今中外都有的社会顽症、癌症，问题在于共产党是不是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力气去整治这种腐败。他对反腐败的不力和社会现实深感失望，因而提出退党。他说他的要求没有人愿意批，他便以不缴党费、不参加党的任何组织活动的方式，自行退党三年多了。
这是一位相当廉正的领导干部。十几年前，他担任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有一次“电老大”找个由头要罚该研究所九千元，同时捎话给单位：只要宴请他们一下，即可减免……副所长坚决不从，他的态度是：你要罚就罚，让我低三下四搞不正之风，甭想!由于他“不识相”，后来果然挨了罚……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我把这位老干部的为人和他退党一事，对大光讲了。大光沉吟一下，说：“‘哀，莫大于心死’啊……”
这种“心死”之哀，我曾深切地感受过。那是1990年秋天，我出差四川，发现奢靡之风草偃一时，重又抬头，一股赌博、跳舞的浪潮席卷巴蜀大地。不少机关单位，大白天把门一关就打起麻将。在一个中等城市，有人承租了市政府的礼堂，将其改为舞厅，每天从上午十点到午夜一二点钟，连续营业，场场都挤得转不开身。望着那比肩接踵、摇如企鹅、目光沉迷的人群，我蓦地感到很可怕，可怕于人们信念的幻灭，信心的丧失，可怕于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竟陷入这种“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两亿在跳舞”的颓废和麻木状态。
我问那个曾是文学作者的舞厅老板：“效益还可以吧?”
“不错。”他坦言，“每周单给市政府开几场，奉送；省里有人来，再开小专场；我还经常请公安局的人来消遣，所以谁也不敢来这儿捣乱。”
“那，光是卖出去的门票，就相当可观了。”
对方一笑：“说穿了，赚的就是腐败的钱……”
我暗暗叹口气：当今之中国，有多少人在赚腐败的钱啊!
近读一本经济学家的著述，书中剖析了中国的现实：
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正是权力市场化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阻碍了改革的深化进行。
占总人口的10%的高收入者，他们储蓄着其收入的大部分，拥有几乎占全国份额一半的私人财富。让中国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花园别墅、高级公寓、进口豪华轿车和各类精品书，都是以他们为供给对象。……他们用来喂猫养狗的食物都比贫困者用来哺育后代的食物要好得多。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目前的分配既不是按劳分配，也不是按需分配，更不是平均分配，根本没什么标准。而且相当部分高收入者，并不一定做出了与收入相匹配的重大贡献；倒是相当多的低收入者为社会、为国家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我们这个国度，可以每年花200个亿的公款去洗桑拿浴，可以花近2000个亿的公款去吃喝玩乐，却只能拿出1000万来作为社会科学基金。
一个国家如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这是一种警醒的洞察和概括。书中也回顾和批评了毛泽东的做法：
一向特别相信精神力量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采取了他习惯采用的非制度性方法，就是不断开展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以抑制腐败。1950年的整风运动，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五反”运动，1954年及1957年的“整党”运动，1964年的“四清”运动，实质上都是毛泽东对党内腐败分子和反对派进行的清洗。但他认为这些方式清洗并没有到位，于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的悲剧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他本人对制度和精神二者作用的认识有关：人的精神力量作用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之上，可以改天换地，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自律精神自然应该比制度约束更起作用。所以他一直强调用“整党整风”这类方式解决腐败问题，从来就没想到建章立制。
我同感于上述对毛泽东的评议。不过想来依然有些困惑：经过痛苦反思和总结教训，如今倒是建立了大量的法律法规，然而一个更让人痛心的现实是：有法不依、有章不守之事比比皆是，就连代表着社会正义和公理的司法部门，也出现了大面积的腐败。
这种社会风气的逆转，同样引起外国朋友的关注和焦虑。据1999年9月10日《环球时报》载，有个叫贝胡的比利时人，1962年来北京
外语学院教法语，文革中参加了北外“红旗大队”(保陈毅和周总理)，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正是出于这种感情，贝胡毫不掩饰对中国现状的担心和痛心疾首。他说，60年代他在北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民的那种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那时，为人民服务是最响亮的口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时代风貌，愚公移山是对待困难的回答。这是多么高尚的道德。但是今天，这种精神越来越少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切向钱看，一个又一个豆腐渣工程，一起又一起的贪污腐败案，我感到痛心啊!”“目前，中国经济上也遇到了困难，但我认为重建道德大概更加困难。”他在谈到这些问题时不仅突然语塞，甚至还掏出手绢擦了擦发红的双眼。
大光不是那种超然物外、颐养天年的人，他密切关注着国家的走向和改革开放的前景。有时谈起时事，他的眼里往往闪出高尔基那种鹰一般的犀利目光，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继而，他又静默下来，沉入托尔斯泰那种深深的忧郁之中。
经过认真思考，大光于1988年7月给中顾委两位领导同志写过一封长信，着重谈了党风问题：……
从许多重大贪污受贿案往往有党员干部参与来看，我们党组织是严重不纯的，腐败风气严重侵蚀着我党。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整顿。我党的执政地位给党的建设提出了特别重大的新课题。战争和革命时期，我们有关党的建设许多理论，特别是少奇同志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确实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现在是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如何进行，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课题，需要极有分量的著作。这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必须深入了解情况，分析形势，拿出理论上的勇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一问题，但自从十三大确定党政分开以来，紫阳同志到各地去视察，谈的仍然是经济问题(当然，经济战略问题仍然是党中央必须抓的)。甚至深圳一个电站的并网发电，也以总书记的名义派一名书记去剪彩；却没有看到他到基层召开一些关于党风的座谈会，摸摸第一手材料，听听下面的呼声。因此，也就没有听到关于党的建设的带有启发性的论述。我认为抓党的建设应该是总书记的首要任务。
我想特别谈谈党风问题。
现在社会风气之坏，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咎于党风不正，但党风仍然是决定性的，这应该是一个常识的问题。
中国大学排名 1.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是有道理的。我曾提过端正党风必须从中央做起，中央党风正了，则草上之风必偃。现在则不然，国务院自己违反规定，成批进口高级豪华轿车，旅游旺季在旅游胜地开会。三令五申不许滥建楼堂馆所，但建得最多的是北京。南京中山陵五号院一号楼，原是毛主席住过的，现在又花了八十万(一说一百万)美金重修，卫生设备等全部进口，浴池柱子是镀金的。每天房价七千元，而我们的国务委员和书记们住起来却心安理得。
整党的所谓“自上而下”是从部长、省委书记开始，而高级决策机关和关键人物却例外。这就注定整党要走过场。整党是有收获的，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我们失去了一次大好时机。
2.关于高级(不是一般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社会上流言甚多，有真有假。小平同志说：“要从我的子女查起。”这证明小平同志是伟大的，希望不要辜负了他的愿望。因为社会上对小平同志的子女也是颇有非议的，而就我所知，有些议论不是毫无根据。在这类问题上，我认为要特别警惕那些抬轿子的，这些人出于个人的动机，干一些讨好卖乖的事，使我们的高级领导在不知不觉中陷于窘境，实在不可不防。必须在最高领导层中打破一切庸俗风气，切不可搞官官相卫。我在中央会议上反复建议，要把社会上关于高级领导的一切传言查清，公诸于众，以正视听，但没有人理睬。我主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一律不要经商，更不要担任一些大公司的总经理一类的职务，已经担任的一律退出，到基层艰苦环境中去锻炼。如果他们是真正的人才，群众一定会发现并会推荐的。切不要把人代会上落选的子弟，又用党的组织手段，安排在中央机关担任相等的职务。这在群众中说得难听极了，说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干的事。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3.关于干部的使用，我们也还没有真正做到任人唯贤，这一点我想不必多说，大家都是明白的。
4.革命和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员从最高领导人起，都是生活在群众中，和人民是心连心的。现在我们的高层领导住的是深宫，吃的是“特供”，出门时火车是专列，汽车则警车开道(政协副主席以上都是如此)，下车后前呼后拥，里外三层，有哪个平民百姓敢在这种情况下向领导倾诉衷肠?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乃至广大干部，哪个阶层没有相当的不满情绪?党中央不能令行禁止，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部分党员不听中央的话，党的威信不高，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长此下去，将伊于胡底?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岂是危言耸听?
今天，已不是一般的号召所能扭转的情势，中央必须下最大决心，采取一些重大措施，处理几件重大案件，包括一些大人物的案件，才能振聋发聩，震慑全国，张扬正气，打击歪风。我坚信我们的党还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坦途的。但这要看我们今后怎么做。我建议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周密准备的基础上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党风问题，并做出相关的决议。
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伪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我并且深信：我的意见在老同志中是有代表性的。不当之处，恳请批评。
最后，我想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做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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