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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上）(1)网

2015-05-12 01:11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题记
    1945年，我在伪满洲国吉林省伊通县城，上小学二年级。8月20日，我到学校去玩，发现操场里一片狼藉：四周横七竖八立着一些大洋马，拉得到处都是粪；一个角落里，挤着许多衣着不整的日本女人和小孩，一个个都哭丧着脸；他们身边，是些沾着尘土的大大小小的包袱。我不明白，一向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和他们的孩子，怎么都像逃难的了?这时听到传言：满洲国倒了，日本人完蛋了，日本副县长逃到山里，被一群老百姓追上，用木头棒子打死了……
    不久就来了头戴船形帽、脚蹬大皮靴、手持轮盘枪的苏联红军，人称“大鼻子”“老毛子”，说他们把日本关东军打垮了。苏联红军的坦克排列在街上，很是威武雄壮，不过他们军装普遍比较脏，油渍麻花的，当兵的买东西时候经常犯傻，多给钱。对我们这么大的儿童，他们很和蔼，高兴了还把小孩抱上坦克玩一阵。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支列队行进的红军，他们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原地解散休息。一解散，那些当兵的就飞眉逗眼地打闹开了，你追我，我追你，如同小学生似的。我含笑望着他们，突然发现，在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大鼻子”里面，有个麻子。哈，原来“老毛子”里边也有麻子!因为这个意外的发现，我暗暗地激动了好几天。
    不久，苏联红军就开走了。入冬以后，来了八路军的大部队，住满小城。实际上，这是林彪率领的从太行山急赴东北开辟地盘的民主联军，群众习惯于叫八路。八路军待人亲切，和气，经常给房东挑水扫院子，群众关系很好。当时就听说，这支部队的司令是吕正操。由于他们军装破旧，扛的多是七九步枪，很少有几支三八大盖，所以老百姓有些瞧不起他们，如果说日本鬼子是他们打败的，谁也不信。
    1946年开春，八路悄没声地撤走了。不久来了中央军，一色美式服装，美式装备，军官乘着敞篷吉普车，当兵的全端着卡宾枪，整齐而又威壮。军中还有些烫着披肩发的女兵，歪戴着船形帽，穿着长靴，个个都神采奕奕，既年轻又漂亮。老百姓纷纷说，这才是打败小日本的国军呐，是咱们中国的真正军队!与此同时，街上贴出很多彩色宣传画，其中有一幅画的蒋介石，穿一身戎装，骑着高头大马，英武非凡。看一眼，心中立时生出景仰和崇敬之情。
    这期间，地下党员孙大光正以叶兆南为化名，在百里以外的国民党长春市政府任社会局局长兼教育局局长。
    国军驻防只有几个月，民众就有微词了。人们最看不惯的，是一些军官专找当地的女中学生谈恋爱，用当今的话说，就是“泡妞儿”。举行婚礼的时候更是张扬，新郎新娘乘着吉普车，身披婚纱和彩带，后边再跟上一溜吉普车，浩浩荡荡，招摇过市。我这时重又上了小学，记得一位体育老师指着吉普车说：看吧，国民党已经腐败了!
    这年我8岁，平生第一次听到“腐败”这个词。
    再往后，国军就更露馅了：骂人，打人，聚赌，抓兵，纪律越来越差。人们不禁怀念起穿着破旧的八路来，说还是共产党对老百姓好。这时，我的情感并没有转过来，即使对国军有些看法，但仍认为他们是中国军队的正宗，正牌，不可替代。
    1947年，我家移居辽北的八面城。有个早晨一出门，中央军一个也不见了，满大街全是穿着“二尺半”灰军装的八路。正观望着，只见两个八路端着长枪，押着一个国军少校向东走去。那少校很年轻，脸很白净，配上一身美式服装和肩章，显得非常帅；被他一比，那两个“二尺半”就土得没法看了。我尾随着这三个人走了好长一段路，心里暗暗埋怨那个少校：你可真笨?看你挺精灵的样子，怎么叫他们给逮住了?
    这是三打四平以后的拉锯阶段。80年代读了一些书，才知道林彪的司令部曾设在八面城，算来，大抵就是我目击国军少校被俘的那一段时间。
    八路占领八面城后，天天有宣传员在街头讲演：“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怕八路，躲八路，八路走了想八路……”讲得真实而又生动。我承认他们讲的是实情，记得有一回八路来我家买生猪，态度特别好，临走时还提醒我母亲：“大娘，我们明天上午来过秤，您把猪喂饱了，好多压些分量。”院子里的人听了，都说八路好，仁义。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孩子的心理往往“形而上”，面对威风八面、齐齐整整的国军屡屡败在土八路手里，我总感到有些别扭，惋惜。
    真正把我教育过来的，是一个国民党兵。
    中央军卷土重来，又占了八面城，我家旁边的大车店里，就驻扎了一个连。有天夜里，一个当兵的来偷我家的烧柴，被我母亲发现，告到连部。连长把那个兵叫去，大骂了一通。几天以后这个兵遇见我，拦住我又踢又打，把我狠狠揍了一顿。这一来，我认识什么是中央军了，感情一下子转了弯子。
    不久，我家迁回农村。有个国军逃兵，逃出来以后不敢回南方，辗转跑到村里我的伯父家，干农活藏身，藏了半年多。这人多少有点文化，讲了许多国民党军队里的坏事和他对国民党的失望。从他的讲述里，我能看出国民党的颓势和败势。我多次模拟地想：村里有两个大户人家，一个比较忠厚，人缘好；一个比较奸诈，人性差；看来毛泽东和八路军就是前一个大户，蒋介石和中央军就是后一个大户……
    1948年入秋以后，村子旁边天天过八路军的大部队。后来才知道，这是经康平、彰武去打锦州的。一过大部队，就有搞后勤的军人进村号谷草，供军马和拉大炮的骡子吃用。所谓“号”，就是买，有时甚至不给钱强行征用，所以农民都有些怕。我家的邻居姓郑，外号叫“挣(郑)缨子”，他家院子里有一个小垛谷草，是给自家的牲口留用的一年的“口粮”。有一天来了一老一小两个八路，老的有40来岁，小的管他叫司务长。司务长见了谷草，说要征用。郑缨子很有心机，忙把司务长让进屋里——锅台上早已准备好四个煮熟的鸡蛋，还很热乎。郑缨子笑微微地抓起鸡蛋，装进司务长的衣兜里。我在旁边看着，只见司务长板着的脸缓和下来，露出暖意。他转身走出门，对小兵挥下手说：走吧，再去别处看看……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共产党军队的腐败。不过，这件事并没改变我对共产党的判断的认识，因为这是兵荒马乱的战争年月，比起国民党的胡作非为来，这毕竟是小事一桩，个别行为。
    “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一年以后，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土崩瓦解，蒋家政权一朝覆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民党失败在腐败上，共产党胜利在得民心上，尽管是个孩子，我也看明白了这个道理。
    50年代初，我念到初中。读了大批描写抗日战争和土改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平原烈火》《吕梁英雄传》《暴风骤雨》等等；后来又读了很多苏联文学作品：《卓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丽雅的道路》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革命英雄人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这种崇拜，与当时政治清朗、党风佳洁有很大关系。人们如沐朝阳，如坐春风，对共产党和每一个党员的表现，都怀着由衷的钦敬。
    那时候党员很少，但质量很高，说谁谁是共产党员，就和如今说谁谁像孔繁森一样的人差不多。那时候党的领导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如官僚主义开始冒头，农村干部压制百姓，“三反”“五反”运动冤枉一些人，“肃反”运动有些扩大化，等等，不过一经发现，大都能认真加以纠正和对待，因为共产党是讲理的，与国民党完全不同。你想寻找共产党干的坏事，旧社会里所见的种种坏事，很难找到。最大的干坏事的两个贪污分子——天津地委书记和天津地委副书记、专员刘青山、张子善，一经发现很快就枪毙了!可以说，这两颗人头对于遏制共产党的自私和腐化，提高执政党的威望，起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人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的，来不得半点勉强。有的学者以道德为标准把人分为六等：大公无私者是圣人，公而忘私者是贤人，先公后私者是仁人，又公又私者是常人，损公肥私者是小人，假公济私者是奸人。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战争年月，共产党员是勇于抛头颅、洒热血、自我牺牲的一代。建国初期的共产党员，也多是吃苦在先、享乐在后、最富革命朝气的一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一个青少年所看到的共产党员大多是贤人和仁人，那么他的灵魂肯定会受到感染、陶冶和净化。50年代初，许多年轻人连枪都没摸过，就打起背包跨过了鸭绿江；许多“温室的花朵”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最艰苦的边疆。傻冒么?愚昧么?不，那是受了共产党人伟大胸怀和表率行为的感召，所做的心甘情愿的选择。
    我从小学考入初中，是在1951年年初，13岁。当时除了笔试还有面试，面试时问我：“如果组织上需要你参加抗美援朝，你愿不愿意去?”我当即回答：“愿意。”可我当时还常常尿床，为此很害羞很苦恼。那时不断有年轻人参军参战去了朝鲜，我的最大顾虑则是：去了朝鲜再尿床可怎么办?尽管如此，我还是积极报了名，并因没被批准而十分懊恼。
    我14岁入团，宣誓完毕，我就找到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说我已经是团员了，这回可以借给我《马列主义》这本书看了吧?……以为马列主义是一本书，只有入了团才能看，十足的幼稚，却也十足的真诚。
    1956年，我18岁那年，怀着亚瑟(《牛虻》主人公)般的虔诚，郑重地向所在高中的党组织交了一份入党申请。在大学，我是学校群英会代表，但由于种种与我的个人表现并无关系的原因，我却怎么也入不了党。80年代，领导同志征询我对入党有什么想法，我明确表示：不想入了。这倒不是赌气，而是因为我认定自己是个有许多毛病的常人，尚未达到真正共产党员的水准，因之不可滥竽充数。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看到共产党的某种腐败势头，即贤人和仁人的比例越来越小，小人和奸人的比例不断增多，入党成了某些人钻营禄位、谋取私利的重要途径。与后一类人为伍，实在有违信仰的初衷。就是说，正因为还有着一定的信仰和追求，所以不想入党了。
    民众中有一种看法：今日蔓延全国之腐败潮流，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候，“文革”中遭受打击、迫害的一些老干部官复原职，产生了某种“失去的必须加倍补偿回来”的心理，他们的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子女，同样滋生一种“天下曾经负我，我必须大捞天下”的情绪。于是在招工、提干、上学、出国、分房等等方面，刮起大量不正之风，被老百姓称之为“疯狂的贵族”之“疯狂的报复”。记得那时上海出现两个颇受欢迎的话剧：《炮兵司令》和《骗子》。《炮兵司令》写的是一个出身权贵之门的女大学生爱上一个男同学，她问男友父亲是干什么的，男友说是“炮兵司令”，姑娘甚为满意。后来，姑娘得知所谓“炮兵司令”就是烧锅炉(烟囱即大炮)工人，便与小伙子掰掰了。《骗子》更尖锐，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冒充省委书记的儿子到处招摇撞骗，通行无阻，就像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里那个骗子一样。后因偶然的因素，骗子被戳穿而被捕。他不平地问逮捕他的人：假如我真的(省委书记的儿子)，你们还会抓我么?这个话剧，后来更名为《假如我是真的》，在全国各地盛演不衰。有的京剧团将其移植，连演百场，场场爆满。上述这些文艺作品，代表了民众的良知和反腐情绪。
    此后，面对愈来愈严峻的腐败势头，有些人竟公开鼓吹：“腐败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选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这就不是宽容，而是推波助澜了。
    有一次，我和老部长孙大光谈起社会风气问题。
    我兑：“您是过来人，您看今天的腐败比国民党时期怎么样?”
    他苦笑笑，说：“至少，国民党时候还没有‘三陪’嘛。”
    天道循环。廉洁得久了，就要出现腐败；腐败得人们难以忍受了，就要群起荡而平之。许多朝代的更迭，就是这种历史的螺旋。非洲有一种塔蚁，用自己的唾液伴以某种面粉似的物质，构筑成高达数米的塔巢，蚁塔既是巢穴，又可食用。巢内有一只母蚁和若干公蚁，只管生育；建塔和采集食物，全由工蚁操劳。公蚁孳生很快，渐成一寄生群体，几年之后其数量便会多于工蚁。这一来，公蚁会把贮存的食物全部吃光，接着疯狂地啃噬巢体，直至塔巢崩塌，成为这一群落的集体坟墓。灾后，少数幸存者另起炉灶，重新建巢，繁衍，再重演一次上述悲剧。这种由兴而衰、再到覆灭的往复，很像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试想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当初何等生气勃勃，受人拥戴，仅仅几十年，它就垮了，垮在腐败上。可以说，历代统治者很少有认真反腐败的。宋太祖赵匡胤就曾对宰相赵普说：“朕今选儒臣……即使是全部都贪污受贿，也比不上五代时一个叛乱的武臣危害大。”乾隆皇帝对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坤，就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遮掩态度。显然，他们不怕贪官污吏鱼肉人民，而怕群众起而造反，推翻皇位。
    共产党自然不同，因为它是以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惩治腐败上都是非常严厉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之清朗，使民主人士和美国人也赞叹不已。正因为这样，才有那么多热血青年投奔宝塔山参加革命。
    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慢慢放下来。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动，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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