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合和文化传统——费孝通社会人类学思想(4)
2015-11-19 01:12
导读：当然作为“礼”的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已由原来的平行关系成为一种垂直关系。社会和国家成为一个整体。 费
当然作为“礼”的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已由原来的平行关系成为一种垂直关系。社会和国家成为一个整体。
费先生的研究在进入50年代后，到1957年，其主要精力在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上。社会学重建以后，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对于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的研究，使得费先生对多元文化的性质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构成中的位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在以前对中国社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构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多民族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的理论框架。1988年，费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唐纳（Tanner）演讲，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提出了“多元一体”这一重要概念。费孝通在这篇讲演中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指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1989）。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核心。在这里笔者认为，多元一体理论并非单纯是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也非单纯是费先生关于民族研究的理论总结，而是费先生对中国社会研究的集大成。正如费先生所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一生中的一些学术成果提到国际上去讨论。这时又想到中华民族形成的问题。我自思年近80，来日无几，如果错失时机，不能把这个课题向国际学术界提出来，对人对己都将造成不可补偿的遗憾”（费孝通，1991）。因此，费先生事实上是从作为民族的社会来探讨与国家整体的关系。是其对社会和国家观的新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概念本身就是国家民族的概念，而56个民族及其所属的集团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从另一个方面勾画出多元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即多元和一体的关系。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正因为费先生对中国社会的构成和结构特征有如此明了的认识，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的进程的把握，能够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基础，寻得客观的发展模式，即强调文化传统的内在作用。
二、传统的维持，延续和再造
笔者在上面主要从横的方面，对费先生关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进行了剖析。本部分主要在此基础上，从纵的、动态的视角来看其变迁与现代化的关系。从中也可窥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方式。
（一）传统的诠释和机制
解释家大师H.G.Gaclamer指出：“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因此，传统不只是“过去的已经固定的东西”（甘阳，1986－０３）。把传统放在创造性与未来性上，使得我们可以不断地开发、开采“过去”这一巨大的资源。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也指出：“一个社会要想从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失败”（c.kluckhohn,1962:76）。瓦德在研究日本现代化的连续性时指出，日本现代化之所以迅速而成功，应归根于传统因素的支撑与运用。他认为，日本的现代史证明，不但现代的制度与意识可以与传统共存并生，而且传统的态度与行为对现代化过程还有正面的价值。他把传统与现代当作相互支持的东西，即互以为力的双元体。二者的关系是共生，而非敌对的(R.Ward,1965)。费孝通先生60多年来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始终强调传统的重要性。正如主持授予费孝通教授以“马林诺斯基奖”的美国应用人类学会会长辛格尔顿在仪式上所言(辛格尔顿，1984)，把马林诺斯基奖授予这位学者(指费)，是因为他通过应用人类学和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就是如何把社区中的经济关系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研究，这种研究模式对美洲、拉美国家和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近，费孝通先生在“晋商的理财文化”一文中又进一步强调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理论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经济发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费孝通，199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