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合和文化传统——费孝通社会人类学思想(6)
2015-11-19 01:12
导读：文化模式是一个地区文化中的文化特质按一定的内部关系构成的协调一致的体系。是这一地域社会的成员所普遍接受，因而也是一种长期存在比较稳定的文
文化模式是一个地区文化中的文化特质按一定的内部关系构成的协调一致的体系。是这一地域社会的成员所普遍接受，因而也是一种长期存在比较稳定的文化结构。它是一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思想和行为的整体。因此，费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文化模式的视角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扩大了文化模式的理论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了自本尼迪克特以来的文化模式论，无疑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苏南模式的提出，从另一个层面也是强调这一地区文化积累的历史过程。
2.文化传统的投射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进程，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费先生在对苏南模式的研究中，曾有精辟的论述：“在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在生产队的具体运作中，我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一大二公，何尝不是大家庭甚至推而广之到一个家族的指导思想?家长做主，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又岂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根本组织原则吗?从这个角度看去，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04：7）。
乡镇企业的初始，以村落为单位予以发展，创造出非农业的
就业机会，让村人得以就业。在苏南有90%的农民在乡镇企业生计，使农民的经济生活得到了质的变化。随之，也使传统的家族生活的功能和生活意识发生了变化。创造出在农村内部具有经济合理主义和企业精神的近代的经营者，然农村内部的权威主义的体系并没有崩溃。乡镇企业的发展无不是以农村传统的人们之间的行为整合为基础的。特别是作为集团企业的苏南型乡镇企业，村民之间的结合对企业以直接的影响。具体言之，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乡镇企业本身的建立依赖于门路、亲戚、友人等关系，获得有利的信息；(2)原材料的获得，技术的提高，贩卖渠道的打通要依靠私下的个人的各种关系；(3)劳动力的雇佣，与其说是能力不如说是村内的人优先，村外人还要取决于和干部的关系如何；(4)作为经营实体的家族和父系亲族集团的网络还在发挥作用。在很多地方以村的党组织为集团经营的形式，如同以家长为基础，组成一个家的生活单位，依家族形态为基础进行合股经营。雇佣机会各户均等分配，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赁金，其他的部分作为“分红”和福利，由村里人平等享受。外来的工人，除工资外不享受这些待遇。承担经营的领导的个人实力和权威甚被重视。承包者要贯彻平等的原则。在这里，儒教伦理的温情关系，家族结构的组织原则，无不得以体现。
此外，费先生还认为在乡镇企业中，乡营、村营的集体制的企业还遵守着“反哺”的原则。在苏南，乡村企业平均利润的20%作为农业福助金，还原给乡和村，集中起资金用于农业。在农民的立场看来，工业是农业的儿子。此种“以工建农”的出发点，正是中国传统孝的思想体现。
中国人浓厚的家族观，无疑使乡镇企业的行为也打上了家的烙印。这种家族观念使人视“家业即为企业”，治家即为治厂，家法、家规、家训乃成为
企业管理的信条。
改革十几年来，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企业内部的重要管理职务多由家庭成员担任，形成一种家族式的或带有家族色彩的管理机制。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多数家庭目前已初步形成家庭统一经营，劳力专业分工的雏形，打破农村家庭等于农业家庭的格局。自1980年到1987年，大陆每年平均有100万户农户从家庭农业中脱胎出来，形成具有家庭工业的农业专业户。过去分了家而又重新组合起来的家庭比例也较多，特别是当家庭经营规模扩大时，求助于本家族及亲属的力量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三）边区开发与文化传统
费孝通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在边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始终强调因地制宜，注意民族特点。从1984年开始，费先生的研究工作重点从沿海转到边区又到内地，从东南移到西北，从农村小城镇转到民族地区。他始终强调“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包含着民族的差距。西部的发展战略要考虑民族因素”（费孝通语）。“而民族特点是一个民族从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适应其具体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特点”（费孝通，1987-03：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