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合和文化传统——费孝通社会人类学思想(5)
2015-11-19 01:12
导读：对传统的关注，是费先生社会人类学思想的重要基础。在江村的调查中，已经注意到强加的行政体制——保甲和固有的传统结构的问题。“在中国政治结合
对传统的关注，是费先生社会人类学思想的重要基础。在江村的调查中，已经注意到强加的行政体制——保甲和固有的传统结构的问题。“在中国政治结合的过程中，用一个合理的和统一的结构来代替参差不齐的传统结构，看起来比较理想。但应当考虑到，这种替代是否必需，以及需要花多大的代价去实施它”（费孝通，1986-10：80）。
之后他对传统的界定，从传统社会结构的方面，予以解释。他认为，“传统是社会累积的经验，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乡土社会的秩序依靠传统来维系。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费孝通，1985-06：53）他的研究不断地在认识传统的基础上，而得以发展、升华的。
记得1991年秋天随费先生去武陵山区做调查。在火车上费先生就学科发展，特别是和调查有关的内容先给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上了一课。当时费先生就说，我一辈子在写两篇文章，一是农民，一是少数民族。关于农民的文章从村庄到城镇、区域最后到全国，提出了一些发展模式；另一篇文章，扩展到边区的发展。这两篇文章构成了费先生从沿海到边区，下活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思想。在这一整体思想中，费先生的研究驰骋东南西北，纵贯上下五千年。但有一点一直是其研究的重要出发点，这就是对文化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在此基础上来分析中国社会与发展的实际。
（二）文化传统与城乡发展模式
费先生关于中国城乡发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都贯穿着他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思路。特别是已注意到乡村工业和城乡关系的重要性。如费先生在1949年9月，为《乡村手工业》一书写的《序》中，从诸多方面阐述了乡村工业的客观必然性，地位和作用，都市工业和乡村工业以及乡村工业的变质等。正如他回顾江村调查时所言：“尽管当时的农村在社会生活上自给自足的程度很高，但是它绝不是一个和四周脱离的封闭社区。它在各方面都和外界有联系，特别在经济上依靠着附近那个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流的集镇。我在江村调查时虽已明白这个情况，并已看到城乡联系的重要性”（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04：1）。他进入80年代后，关于城乡发展的问题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升华的。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在对城乡发展的研究中，他始终没有离开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体现。正如他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乡土社会发展到工业化后的现代社会，这条道路上传统文化会起什么作用，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平心静气地加一分析和评估”（费孝通，鹤见和子，1991-04：8）。
1.立足于文化传统的模式论
在费先生提出的诸多模式中，往往是从地区经济和传统中寻求特点，在此基础上来研究其动态的特征。1983年底，费孝通教授领导的小城镇调查组，到江苏考察。他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是这次考察的总结。在文章中费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模式”一词和“苏南地区模式”(苏南模式)这一发展模式。他认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企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系统。所谓区域经济系统，是指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才具有意义的经济模式。”
几年之后，他在《四年思路回顾》中，对模式的解释更加强调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他认为“‘模式’是指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它“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引导我们进入不同模式的比较。”在这里费先生事实上一直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路子背后的地区特色和地区传统，即文化特色。依此费先生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这些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一种文化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