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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2015-11-18 01:21 关键词：巴克尔 英国文明史 新史学 朱谦之
摘要：英国史家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科学化追求有相当关系。是书以探求历史如何成为一门科学为主旨，在20世纪初年曾出现了四种中文译本，对当时新史学思潮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五四以后，巴克尔史学在更大范围上得到了介绍和探讨，并且《英国文明史》又被重新译刊，说明它对中国史学科学化具有一定的取鉴价值。

20世纪上半期，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下文简称《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曾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时期，二是20世纪20、30年代“新史学”运动时段。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两次革新运动，途径不外乎大量译介西方史学以改造旧史学，然不同时期、不同思想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注意到了巴克尔史学，从中不难发现《文明史》自身学术特点与中国近现代史学所追求的目标存在某种默契。由此，较为全面追寻巴克尔及其《文明史》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具体轨迹，不无一定的价值。

一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1）是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家，以其1857－1861年间所著《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二卷而闻名于世[1]。他的著作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作品，以很大的篇幅讨论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巴克尔认为，人类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历史同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过去史家最大的缺点，是他们眩惑于君王的传记、政变、战争，而忽视了对历史本身规律的探寻。而又因过去时代关于统计方面的材料太缺乏，使历史无法成为一种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一定规律的科学。在西方近代史学史上，巴克尔可以说是打破传统史学、力求建立新史学的先驱。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巴克尔及著作在日本、中国不乏知音。1878年日本文明史学家田口卯吉将《文明史》译成日文刊行，对当时日本的文明史学思潮的形成产生了巨大作用[2]。20世纪初年，《文明史》多种中译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科学理论探索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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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史》在清末先后出现过四种中文译本：（一）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刊的《英国文明史》；（二）通过日译本转译的《文明史论》，见1903年9月6日《政艺通报》第15号上海新民译印书局新书广告；（三）王建祖译的《英国文明史》[3]，见1904年作新社出版的《美洲留学报告》中“留学著述介绍”；（四）陆续连载于1906年至1907年清末学部主办的《学部官报》第3至第28期魏易所译的《文明史》[4]。
《文明史论》一书，著者署名“伯古路”，译者是“林廷玉”[5]，在《政艺通报》、《中外日报》都刊登了出版广告，两则广告内容完全一致。兹摘录广告如下：
是书日本博士译英国伯古路氏之《文明史论》也。氏生于19世纪，浸淫于欧风美雨，所见者文明之事迹，所闻者文明之风潮，故潜心研究各国宗教、政治、学术、制度、风土、人情，如何变迁，如何改良，与夫列邦进步之原因，人群开化之结果，考据精确，议论宏伟。日本辰巳小次郎有言曰，氏以稀代之才，著未曾有之书，诚为史家至高无之佳构也。而重译者又能以龙卧虎跳之笔达之，立论雅正，行文畅快，引证广博，而新奇道理，深入而显出。学者手此一书，当有百读不厌之趣。[6]
《文明史论》系转译自日译本《文明要论》，故中译本未正式出版之前刊登广告采用了“文明要论”这一书名[7]。《文明要论》的译者是辰巳小次郎，东京哲学书院1887年（明治20年10月）发行。日译本分二十章，根据《英国文明史》两卷本原书译出，并增补了五章原书所无的内容，即第八章十九世纪英国形势、第十四章十九世纪法国形势、第十八章德国之形势、第十九章美国之形势、第二十章全篇概要。日译本不是一种完整的译本，只是“节译”，但《文明史》各章节主要史学思想大体保留了下来。如果《文明史论》是较为完整地译自日译本，那么巴克尔史学在20世纪初已经相当全面介绍到中国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康有为所著的《日本书目志》介绍了多种文明史作品，包括有法国史家基佐(F.P.G.Guizot，1787-1874)的《欧罗巴文明史》以及未署著者名的《文明要论》。据《文明要论》的日文本，我们可以确定《日本书目志》中所提到的《文明要论》一书，即巴克尔《文明史》的日译本，这说明1898年前后中国有部分学人对此书已略有所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