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8)
2015-11-18 01:21
导读：福利德尔对巴克尔史学的认识虽不见得很深刻，但还是较公允而富有个性的，值得注意。 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学人论著中，对巴克尔史学有所回应的实属不
福利德尔对巴克尔史学的认识虽不见得很深刻，但还是较公允而富有个性的，值得注意。
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学人论著中，对巴克尔史学有所回应的实属不多。但五四前后情况却有很大的改观，巴克尔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他们的论著中，甚至有不少学人研读过《英国文明史》英文原著。1915年恽代英在《文明与道德》一文中探讨自野蛮以至文明，道德为与日具进，或与日具退？以为道德无进步亦无退步，古今相差不远，“如排克尔之说是也”。作者认为以为古今之道德，毫无异同点，“排克尔之说殆不可信”[47]。1920年3月“心瞑”在《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一文中认为，从广义上讲，唯物史观“乃一切自然现象之势力为主而说明历史历史者”，因此他以为“巴克尔之置气候风土”，也可以“目为唯物史观之一”[48]。很明显，这是对巴克尔史学一种误解；1920年9月“三无”在《文明进步之原动力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关系》一文讨论文明进步原动力是什么，介绍了巴克尔的观点。文中指出，巴克尔所著《英国文明史》，“谓道德、宗教、文学、政治，并不能为文明进步之助力，徒足阻碍其发达，为文明进步之原动力者，惟智力耳。故必以智力增进知识获得为有意味之科学发达，始能助长近世之文明。因此则为文明之中心的要素者，即所谓科学也。”他认为巴克尔的见解“不免过陷于偏颇”[49]。
1921年《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有两篇文章同时介绍了巴克尔。徐则陵的《史之一种解释》一文指出，“英人柏克（Buckle）著《英格兰文化史》”，属于自然物质史观，“柏克谓气候与土壤性质定民族之强弱，又曰：‘从人类与外界接触上著想，则人类活动与自然界之公例有根本关系焉。’”但徐氏对巴克尔的观点不以为然，“自然界与人生诚有关系，然气候与土壤二者不足以尽自然界之公例。”特别要指出的是，徐则陵引用巴克尔那句话所作的注释，可说明他是阅读过《英国文明史》英文原书的[50]。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一文讨论科学史观时，强调巴克尔是“最先明揭求公例之见者”。同时他论及
经济史观时，接受美国学者塞利格曼（E.R.A.Seligman）《经济史观》（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的看法， 以为巴克尔是“马氏（马克思）学说之先驱”[51]。陈石孚所译的《经济史观》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20年10初版，至1926年已再版五次，在学界颇有影响。是书上卷第一章“早年的历史哲学”，对巴克尔有所评论。塞利格曼认为，尽管维柯（Vico）、孟德斯鸠等人在此前对社会运动如何受物质环境的支配有过讨论，但是只有巴克尔才“用哲学的方法，加以丰富的例证，来建设一个学说”，所以他被视为经济史观的真正创始人，是“当之无愧”的[52]。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1922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引用巴克尔的话，以说明欧洲地理形势有利于控制自然，造就了东西文化的不同特质[53]。1922年衡如在《新历史之精神》一文说，“以科学之进步释史者”，起于孔多塞、而孔德、“柏克继之”[54]。1923年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开头便说：“布克尔（T.Buckle）是十九世纪用科学知识研究历史的第一个人。照他的学说，凡人类的历史都是气候、土壤、交通的关系，这种物理派的历史观，在他的《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出版的时候很有势力。”[55]他撰写此文受启于巴克尔，亦未可知。1923年刘宜之所著《唯物史观浅释》第四章“巴克尔底物质的历史观”，对巴克尔的作了专评，他认为巴克尔史学在诸多历史学说中“算是很新的学说”，但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比，后者实比前者进步很多[56]。1925年陆懋德在《学衡》上连载《中国文化史》一书，作者坦言：“本书体裁，多仿英人巴克尔《英国文化史》”[57]，说明陆氏研读过《文明史》英文本，并对其史学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1929年4月徐琚清在《谈谈历史》一文指出，历史定律没有统一标准，“除了柏苦儿一流人以外，其他的史家很少敢提及的”，“柏苦儿一班子是造史律的专家，大胆地拿历史也当自然科学看，有时自不免流于武断”[58]。1929年10月孙寒冰等著《社会科学大纲》绍述“地理史观”指出，巴克尔首先把物质世界对于历史的影响揭示出来，更用丰富的证例来证明食物、土地以及自然界普通的情形对于社会组织的重要，但他也知道地理的限制，“并不说地理的原因是一切历史的总枢纽”[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