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7)
2015-11-18 01:21
导读：对巴克尔史学在中国有推广之功的，不能不提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Bernheim）所著的《史学方法论》（1889年）。《史学方法论》虽时至1937年才出现中译本，
对巴克尔史学在中国有推广之功的，不能不提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Bernheim）所著的《史学方法论》（1889年）。《史学方法论》虽时至1937年才出现中译本，但20世纪初年即通过传入国内的日人所著史学研究法作品，中国史学界对此书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并不陌生。20世纪20、30年代，《史学方法论》与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V.Langlois）、塞诺波（C.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1897年），有“近代史学双璧”的美誉，在中国史学界几乎有点家喻户晓了。当时出版的大量以“史学研究法”、“史学概论”命名的著作，无不深受《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的影响。1925年李璜在北大开设
历史学一课，就要求学生以《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为参考书，给学生讲授史学方法和理论的基本知识。伯伦汉在书中多处论及巴克尔史学，对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寓批评于介绍，他说：
巴克尔为近代自然科学之结果及其精确的方法所惑，深以为历史太觉落后，故必入手研究其一般的定律，乃能成为科学。……以为自然及人类之精神，为其二基本因素。于是巴克尔氏将文化的因素，完全否认，进而作第二步之研究，求知此二因素中，何者有决定的力量，结果以为热带地方之人，完全为自然所支配，但温带之人则不为其所束缚，而能征服自然，故在吾人之文化范围内，演化之进程，当为人类精神所决定者。巴克尔氏复进一步，探究人类精神之诸禀赋中，何者有决定之影响，其答案谓唯有理智，能予吾人以科学上之启发，一切文化上之进步，均赖于是。其他如情绪、道德的冲动等，均系静止者，虽有变化，亦系出于理智上之见解使然。由此，吾人可知巴克尔氏实将孔德之思想，持之过偏。[44]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同时，伯伦汉还批评巴克尔视统计方法为发现历史规律的工具，认为统计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是不科学的。伯伦汉对巴克尔的非难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这种批评客观上引起了中国学人对巴克尔史学探讨的兴趣。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史学界研讨历史是不是科学、统计方法能否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地理环境因素在历史发展中有何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巴克尔史学是他们借以阐发的主要对象。
193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山文库”，胡肇椿重译巴克尔《英国文化史》上册，便是其中一种。而德国福利德尔（E.Friedell）所著、王孝鱼译的《现代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Age）同属于“中山文库”，对巴克尔史学亦有所介绍。福利德尔注意到了《文明史》在历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上有别于传统史学，特别引征巴克尔的话：
大多数的历史家，并不来告诉我们那些真有价值的事情，关于知识进步的各种消息，和人类如何受了智识的传布而发生影响；他所告诉我们的，只是那充满了篇幅的最琐碎，最烦人的各种细故：帝王的个人历史，和宫闱的各种情形，某一个大臣的冗长无味的演说，或某一个大臣的空洞思想……总而言之，在人类的历史里，他把那最重要的事情给忽略了，只保存了那些不重要的。[45]
作者对巴克尔打破传统史学以政治史、战争史为中心的格局，表示了赞许的态度。随后又介绍了巴克尔关于决定历史发展的两种规律。最后福利德尔对巴克尔的总体评价颇有特点：
他的书里只包含着一种意见似的或计划似的序论而已。他所坚持的那些很清楚而并不十分光明的结论，和其他的许多英国著作犯了同样的毛病，叙述的时候，用一种很松懈无力的口气，不足以感动读者。重复不已，原料和引用他人的言论连篇不断，让人看的生厌。巴克耳念的书太多了，因此把他自己的著作，弄得臃肿膨大起来，累得他不能自由行动，随意发挥。不单他的著作是如此，他个人也是受了这种臃肿的压迫，不能翻身，因为他直到临死，还在那儿一字一句地念他自己的著作呢。……从巴克耳的性质上来判断，他的著作不会变成了一种真正的世界文化史，只会变成了一种英国人民知识的发展史，即表见于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公益、教育、商业和工艺上的各种智识发展史。[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