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6)
2015-11-18 01:21
导读：1902年12月汪荣宝编译的《史学概论》论及 地理学 之补助于史学时说：“利用实际之山河以解释历史之事实，英人帕克尔论高山大河之势力影响于人间之心
1902年12月汪荣宝编译的《史学概论》论及
地理学之补助于史学时说：“利用实际之山河以解释历史之事实，英人帕克尔论高山大河之势力影响于人间之心理，此在今日已成老生常谈。”[36]1903年2月日本加藤弘之所著《人权新说》讨论规律问题时指出，自然科学进步昭著，而培根、巴克尔（伯克尔氏）、洛克、斯宾塞等人的学说“往往得
物理学之裨益”，然比之物理诸学，“其鄙野陋劣，真堪惊叹”[37]。1903年日本浮田和民所著的《史学通论》出现了多种中文译本，与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颇有学缘关系。该书深受《文明史》影响，部分内容直接取材于巴克尔著作，如《史学通论》第二章“历史之定义”和第五章“历史与地理”，讨论历史科学问题以及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反映的大体是巴克尔的史学观点。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此文系译自浮田氏《史学原论》第五章“历史与地理”，仅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对当时学界影响至深，后来出现的一系列讨论地理与文明关系的文章大致不出该文范围。通过浮田和民和梁启超的论著，又间接传播了巴克尔史学，扩大了它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汉声》第6期《史学之根本条件》一文也提到了巴克尔；1903年出版的严复所译《群学肄言》，曾多次提及巴克尔；1904年9月《中外日报》在《最新中学物理学教科书》的广告中说：“英儒巴克尔谓进化之功，艺学居十之九，而政教之力不与旨哉。是言，今欲开吾国民智，非人人稍通格致之理，断无实益。”[38]这条材料颇耐人寻味，巴克尔的论说居然渗透到了广告语中，可见他的一些文明论逐渐成为人们一种习以为常的普遍观念，深入民心了。1906年严复在《政治讲义》中，对新史学思潮批评传统史学无非“相斫之书”、“帝王家谱”观点提出质疑，把矛头指向颇受中国学人青睐的《文明史》。巴克尔曾批评，以往史书“所载者执政之谟猷，帝王之举动，所详者兵战之胜负，攻守之善否，而民慧之能进不能进，与夫民慧之进之关于治平者不计”，“独至于史，则每于其要者遗之，细者纪之。”[39]所以，我们在《文明史》中找不到帝王将相、百官大臣轶闻野史，也见不到宫廷政变、权力角逐、外交阴谋的记载，他力图展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演进的历程，探索文明进步的内在规律。严复对巴克尔史学不以为然，他说：
英国有拔可尔者，尝著《文明史》一书，一时风行，几谓旧史所载，皆无关宏旨之文，而所重者，专在天时、地利、水土、寒热之间。不知此固重要，而史家专业，在纪人事，而于一切有关政治者，尤所重焉。[40]
1909年2月他在《泰晤士万国通史序》涉及巴克尔史学，仍未改初意，巴氏之书“理烦而略事变”[41]。严复“指桑骂槐”，他对新史学思潮“过激”思想的不满而祸及巴克尔，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文明史》对当时史学思潮有一定的影响。
四
巴克尔及其《文明史》对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学界发生过一定影响，他的一些史学思想已经远离其名字，逐渐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观念了。巴克尔史学虽继续在史学界发挥着作用，但作者的名字和《文明史》四种中文译本逐渐被人遗忘了。五四以后，巴克尔名字又渐被学人所注意，一方面是通过国外
社会学、历史哲学、史学概论、
人文地理学译著在中国得到了间接传播；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直接研读英文原著，对巴克尔史学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五四以后的许多译著，对巴克尔史学都有所论及。因数量繁多，不能逐一列举，择其有一定影响的译著加以介绍，以窥一斑。20世纪初年美国新史学派核心人物鲁宾逊（J.H.Robinson）所著《新史学》（The New History）（1912年）一书，1924年何炳松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在史学界掀起的影响自不待言。然《新史学》英文本在五四之前就已流传到中国。1916年李泰棻自刊所编的《西洋大历史》上卷的《绪论》，大部分内容转译自《新史学》，甚至《绪论》中的第三章“史之新同盟”，便照译鲁宾逊《新史学》的第三章。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新史学》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因鲁宾逊在书中多次评论巴克尔史学观点，而这些评论又几乎原封不动地转译到了《西洋大历史》。《西洋大历史》论及近代历史如何成为一门科学时，对巴克尔史学有所点评。书中说到，“布克氏拟著一种《人类史》，与其他科学家所研究者相等，至少亦须相拟”，历史也可以与自然科学一样“有一定普遍之定律以为根据。”同时还指出，“布克氏欲发明人类动物之物质的及心理的定律，更追溯文化发达中此两定律之运用”，“彼以为欧洲文化如此发达，物质定律几无运用余地。故史家重要目的，即应研究心理的定律，即道德的及知识的定律。”诚然，“布克著作行世五十余年，但布氏之思想并无他人继续进步”，各种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
人类学、心理学等，有很大的发展，但要建立历史科学，至今仍有较大距离[42]。《西洋大历史》的出版在当时大学生中和史学界轰动一时，李大钊亲自为之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想见此书在当时的影响了。巴克尔史学亦通过《西洋大历史》被广大普通知识分子所了解。20世纪20年代初何炳松又以《新史学》为教本，为北大历史系学生授课。1929年何炳松所译《西洋史学史》对巴克尔史学也有评介。作者认为从物质的角度解释历史，最著名的史家是巴克尔，其所著《英国文化史》可视为第一次尝试，“意欲表明物质世界对于组成社会之影响”。但学人真正理解其史学思想的很少，引巴克尔的话“欧洲文化之演进，显然物质定律之势日减，而心理定律之势日增”，“所谓文明者，实以心理战胜外界为标准者也”，并且认为“巴克尔之定律虽过于大胆，实能发前人所未发，仍不愧为史学界中开山之杰作。”[43] 20世纪20年代，巴克尔史学重新受到关注，与美国新史学派论著在中国的出版有一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