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敦煌学(上)(1)(2)
2016-01-31 01:05
导读：在招待会上, 恽毓鼎在致词中, 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 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 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 敦请伯希和出售
在招待会上, 恽毓鼎在致词中, 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 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 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 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 伯氏如约, 陆续寄到, 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11年初, 刘师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1910年, 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 为刊行敦煌影本之始。罗氏又陆续编有《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等, 并撰写了大量敦煌写本跋语和校勘记, 成为贡献最大的敦煌学开拓者之一。此外, 罗振玉和王国维还据沙畹提供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楼兰汉晋木简, 编著成《流沙坠简》一书, 于1914年出版,是早期敦煌学另一方面的代表作。
1909年
中秋节, 罗振玉首次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 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轴, 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与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 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八千卷购归, 由大学堂购存, 后因价格不昂, 而转归学部。《松翁自序》记其事曰:
予闻之, 欣然以语乔茂萱左丞, 请电护陕甘总督毛实君方伯庆蕃, 托其购致学部。予并拟电, 言须款几何, 请先垫给, 由部偿还。乔君携电上堂白之, 则电允照发, 而将 还款语删去。予意甘肃贫瘠, 若令甘督任此, 必致为难。乃复提议於大学, 由大学出金。总监督刘公亦谓大学无此款。予曰: 若大学无此款, 由农科节省充之, 即予俸亦可捐 充。刘公始允发电。逾月, 大学及学部同得复电, 言已购得八千卷, 价三千元, 两电文 同。部中初疑价必昂, 闻仅三千元, 乃留之学部, 不归大学。
这就是当时留于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 而今存北京图书馆的敦煌经卷的来历。虽然京师大学堂未能入藏这批敦煌写经, 但大学堂的学者为敦煌写本的调入京师, 妥善保护, 厥功至伟。试想, 若没有1909年罗振玉等人的努力, 敦煌写本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其更加分散, 而不利研究是在所必然的了。
京师大学堂虽然没有获得甘肃解京的敦煌原卷, 但却是中国官方收藏敦煌文献最早的机构。就在伯希和在北京展示所携写本时, 罗振玉“乃约同好往观, 则皆已佚之古籍, 因与约影照十五种, 计书卷五, 雕本二, 石刻三, 壁画五。都下同好, 既醵资影印, 幼云(刘廷琛)先生复印一份, 存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充学人之考镜。”[5] 这不仅是北大入藏敦煌资料之始, 恐怕也是中国公立图书馆入藏敦煌资料最早者。
早期北大的敦煌学研究, 由于资料主要得自伯希和的照片, 重点在于传统的四部古籍的研究, 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本, 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等等, 为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 二十年代开始, 北大学人前后相继, 或远渡重洋, 调查抄录敦煌文献； 或万里西征考察敦煌石窟。
二、三十年代, 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 各种新的思潮、新的学问、新的方法, 都充分地展现出来。敦煌资料的主体虽然是“国故”, 但它是新资料。所谓新, 不仅仅是指新出土而已, 还因为它包含有民间文学、公私文书等传统文献所缺的材料。敦煌资料虽然主要是文献材料, 但它是从敦煌藏经洞新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 整理研究方法必然要将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方法相结合。敦煌资料散在四方, 重要的写本多在英法, 而为西方汉学家先予研究发表, 因此, 敦煌学者一定要通外文, 并与国外学者进行合作。在这些方面, 北大的学者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长处, 将敦煌学研究推向前进。
二十年代的敦煌学研究成果, 多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有关。
1920年, 北大预科教授刘复赴法
留学, 在研究语音学的余暇, 抄出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有关文学、社会、语言的材料共104种。1925年返国, 任北大中文系教授, 将所抄文献, 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 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出版, 蔡元培为之作序。刘复即刘半农, 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新派学者, 文学革命的积极份子, 倡导白话文, 收集歌谣。这样的学术背景, 促使他所录的敦煌资料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即关于民间文学、社会情事、语言史的材料。正如蔡序所说, 这些材料, 可以见当时社会状况, 可以得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由于不是每个人都能往巴黎阅卷, 刘复的抄本在很常时间里成为中国敦煌研究的史源, 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选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