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敦煌学(上)(1)(4)
2016-01-31 01:05
导读：1927年4月, 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 北大教务长兼国学门导师徐炳昶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分任双方团长。中方十名团员, 均为北
1927年4月, 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 北大教务长兼国学门导师徐炳昶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分任双方团长。中方十名团员, 均为北大师生, 如
地质学者袁复礼、考古学者黄文弼、地质及古
生物学者丁道衡等。黄文弼两赴新疆, 发掘吐鲁番及塔里木周边遗址, 获得古物文书甚夥。1930年黄氏第一次考查归来, 代理校长陈大齐在欢迎会上致词说:“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 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 而所得材料之丰富, 亦不亚于外国人。”黄氏《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 均为敦煌学必备的参考书。
三十年代, 北大学者于敦煌学续有贡献, 如1933年出版之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6年刘复编《十韵汇编》、1936年陶希圣编《食货·唐户籍簿丛辑》等。
1934年8月, 向达、王重民由北平图书馆派往英法, 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敦煌文献, 向达编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 著录约五百卷左右, 多为佛经以外的重要典籍[9]。相比而言, 王重民在巴黎的成果更多, 他除编出P.2001-4654号的《敦煌写本书目》外, 还就所见四部典籍, 作了大量考释工作, 先后撰写一批跋语和研究, 辑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10]。两位先生除了做自己的研究外, 还为北京图书馆和
清华大学拍照了数万张写本照片, 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行前向达只在北大教书一年, 王重民则尚未入北大。1938年秋, 向达先生回国, 次年转入北大任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 兼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王重民则经美国, 于1947回国, 任教于北大中文系。向、王两先生的英法之行, 一方面为中国的敦煌学准备了素材, 另一方面则为北大的敦煌学补充了人材。此后, 向、王两位先生成为北大乃至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1942年春, 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 向达代表北大参加, 任历史组主任, 率史语所劳干、石璋如等赴敦煌, 考查莫高、榆林窟, 测绘拍照, 兼作敦煌周边古遗址的调查工作。向氏有《西征小记》一文纪行, 兼考两关、敦煌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 还记录了在敦煌所见到的敦煌写经[11]。历史组考察莫高窟之主要成果, 现已由石璋如整理成三卷本《莫高窟形》, 由台湾史语所出版, 虽然事隔五十多年这项考察所获资料才得出版, 但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当年工作之杰出, 不仅有记录, 而且有珍贵的各石窟测量图和照片, 这无疑是今后莫高窟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
1944年, 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 向达任历史考古组组长, 率夏鼐、阎文儒西行敦煌, 考察敦煌莫高窟, 并在敦煌南沙山佛爷庙、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获得汉简数十枚及晋唐文物若干。此次敦煌考察, 同样获得很多收获。向达陆续撰有《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证》、《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敦煌艺术概论》等, 夏鼐撰有《新获之敦煌汉简》、《敦煌考古漫记》等, 阎文儒撰有《莫高窟与敦煌》、《敦煌史地杂考》等[12]。向达两次敦煌之行, 还录有敦煌当地留存之重要敦煌写本若干种, 辑成《敦煌余录》, 包括《六祖坛经》、《南宗定是非论》、《天宝地志》等重要典籍, 惜未能及时刊出[13]。
向达代表北大的两次敦煌之行, 规模和成果远远超过1925年陈万里的西行。然而, 当时处在抗战时期, 条件十分艰苦, 经费也很紧张, 但却为北大文科研究开拓了新路, 这在已经发表的一些相关人士的书信日记中略有反映。1940年12月17日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等致在美国的胡适的信中, 谈到文科研究所之充实途径有四项: 三, 在现状之下酌量举办少数之学术事业, 如......敦煌附近文物之复查等[14]。1943年1月17日, 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的《日记》载: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锡予(汤用彤)来, 示以觉明(向达)敦煌来书, 随与之长谈〔北大〕文科研究所发展事。余意, 语言调查可在云南, 若历史考证, 此后唯敦煌一路。其中未广布、未研究之文献甚多。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 关涉甚多, 影响甚大。此后北大文研(文科研究所)之发展, 舍此莫由。今觉明开拓于前, 吾辈正宜追踪迈进[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