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明之境的现实关怀与形而上拷问——何来诗歌(3)
2016-08-18 01:05
导读：“现代性”的追求面临多种压力，其中之一就是民族独立，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体现在诗歌中，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而传统
“现代性”的追求面临多种压力，其中之一就是民族独立，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体现在诗歌中，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而传统思维方式之“现代性”改造，更是艰难痛苦和前途未卜的。这也就更显出了对传统的再认识的迫切必要。这些体现在何来的诗歌中，就是为实现传统古典汉语诗歌语言美、音乐性、形式要求与“现代性”统一的努力，即如何实现现代汉语的语言美、音乐性与重塑现代汉语的诗歌形式。反过来说，“现代性”的如何本土化，是中国“现代性”的要求。在诗歌中，“现代性”如何得以实现，也就是中国新诗面临的一个问题。何来的诗歌创作，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的经验。
他时刻在提醒我们，中国的诉诸“现代性”实现的努力，应立足于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基础之上，“为什么不说说今年的收成？”
梵高谈向日葵的金黄，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很少碰见质疑，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们会问，那个向日葵的载种在哪里，在干什么。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在何来诗歌中，体现为悲天悯人的情怀。“现代性”也以中国式的面孔出现，在这里，波德莱尔的“乞丐”是何来的“卜者”，西美尔的“柏林贸易展”是何来的“侏儒酒吧”，本雅明的“人群”是何来的“老门房”……最终，诗人的社会意识与承担意识、诗歌的矛盾出现了，诗人自身的矛盾也在这里出现了，所以才有无奈之后的反讽（现代性追求的矛盾）、矛盾之后的诙谐，而诗人澄明的人格与明确的立场也显现出来：如果诗歌只是“布尔乔亚”们手中的玻璃钻戒，如果诗歌只是他们玩乐和取笑的玩偶……这好象也无可指责，但诗歌对于何来，首先是因为生活的苦难，首先是因为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那默然无语的干枯混浊的泪眼、永远也直不起的背和粗糙蜷曲的双手……即使他不能说出这其中的酸辛，但也绝不是单纯的生活的赞歌。这对于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歌颂了苦难，那我们就是有罪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已将苦难上升为了一种精神资源，作为了我们生活温暖后精神空虚的调剂，而无视这些拥有这种精神的人的生活的苦难。当精神的“布尔乔亚”在生活显示中是“波希米亚”；精神的“波希米亚”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布尔乔亚”，我们还是应当重温福克纳的那句名言：“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惟独它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的声音不仅仅只是人的记录，而且应是帮助人类永垂不朽的栋梁和支柱。”[6]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何来的诗歌，始终在追求一种澄明之境，这既来自诗人自身心理的需要，也来自诗人对诗歌的理解和诗人的自信。对现代思想的吸纳、导向现实拷问而非宗教情怀的诗歌本土化、传统诗观的影响与有限介入的
现代诗歌技巧、诗歌中的澄明与世俗解脱，这些都只是对于读者而言的诗歌的表征，而非诗人自身。虽然诗人以“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的姿态呈现了诗歌中诗人的形象，但形而上的拷问更多地留给了诗人自己，这就是诗人的承担，诗人的形象因此澄明，但诗人内心深处充满着郁结，良知的读者的心灵也一定会被刺痛。正义感、同情心、自信力观照下的何来的诗歌世界由此体现了其人格魅力、思想魅力和诗歌的魅力。
此外，诗歌写作有个人层次的写作，有群体层次的写作，有民族层次的写作，有人类层次的写作，有宇宙层次的写作，而伟大的作品，总是包涵性的，而非某一个层次的写作。我们在这种写作中，既可以看见个人身影节制后的个性，也可以听到群体的呻吟，既有民族的大义，也有对人类苦难的悲悯，更不乏对宇宙的形而上的探求。比如何来的长诗《爱的磔刑》，就是如此。也让我们从中体味到了审美的痛苦和愉悦，也体现了诗人的人格和诗歌的力量。诗歌的选材，并非无足轻重的载体，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是作家
哲学世界观的材料体现。何来诗歌的诉诸于审美，也含纳
社会学、
心理学的内容，正是作家对自身生活、经历的人生情怀的转换。是作家对生他养他的那片热土的爱恋：“ 爱是一种幻想，诗也是一种幻想。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困顿和苦闷的时候，便需要从幻想中寻找寄托，需要用诗的虚妄和美妙求得超越和慰藉。”[7]“因为幻想和诗，因为幻想和爱，还需要慰藉和摆脱困顿，诗人拿起笔，写下真挚、澄澈、与生命深刻遇合的作品。它摆脱了狂乱喧嚣的心灵迷流，而趋天籁、顺畅、自如。”[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