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下——殷周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意义(1)(3)
2017-05-19 01:02
导读：二、周初王权受到的挑战 周在众多盟友的支持下，取得了克商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
二、周初王权受到的挑战
周在众多盟友的支持下，取得了克商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7]55他认为整个中国历史，其政治与文化的变革，当首推殷周之际最为剧烈。我们不禁要问：春秋战国的历史变动导致封建制度废而郡县制度兴，难道其变革不如殷周之际剧烈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国灭而中华民国兴，难道其变革也不如殷周之际剧烈吗?王国维是跨世纪的近现代学者，当他如此断言的时候，他难道就没有想到人们一定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吗?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的力作，发表于民国六年(1917)，开篇就用这种毋庸置疑的口吻说出这样的断语，综合王国维的整个学术思想来看，仅仅归之于王国维的遗老立场是不足为据的，其中当有更为深入的思考和认识。王国维说：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7]56
在王国维看来，殷周之际的变革表面上似乎和后世帝王的王权交替并无区别；但就其实质而言，周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创造，实在是基于对千秋万代长治久安的深切认识，无论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都绝非那些只知取天下和守天下的后世帝王所能望其项背。这个“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的文化创造，用王国维的话说，“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7]56，也即把一切人都统摄在一个具有统一的价值标准的社会共同体之中。而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内在灵魂不是别的，就是被中国古代文化视为最高理想的“王道”或“王天下”。“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7]68 这是《殷周制度论》的结语，也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因为揭示“周之所以王”的内在奥秘，正是王国维这篇力作的主旨所在。
但是，这个代表了中国古代最高理想的文化创造并不是周人从一开始就完成的，而是在经历了严峻的挑战之后，针对着王权所面临的深刻危机逐步实现的。
周人取得克商战争的胜利后，并没有马上做出特殊的也即特别异于商的文化创造，而是基本沿袭了商的方国联盟制，这从武王克商后只是停留于“兴灭继绝”的策略，对传说中的古代圣王之后(所谓“三恪”，也即享有盛誉的古老部落)进行笼络，并在商的旧地设置三监即班师西归，看得十分明白。但在武王死后，随即发生了三监和东夷的叛乱，这对刚刚取得胜利的周人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这场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王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一方面是王权对被征服的东方部落的控制问题。
成王之前，周人在王位继承的问题上，本无定法。太王古公ジ覆淮太伯、仲雍而传季历，文王舍长子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临终则要将大位传于其弟周公旦，有所谓“我兄弟相后”[8]《逸周书·度邑解》的嘱托，这些都是明证。关于周公的继位称王，历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实，只要不带任何成见，就会发现《尚书》的《大诰》、《康诰》、《酒诰》等篇中，周公均是直接以王的身份发布诰令，周公继位称王应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争议之起，在于春秋时人的成见。因为按照成王以后的定制，周公以武王之弟的身份而居王位是不合周礼的，是为“非礼”。但是，周公是“礼”的创立者，是周人心目中的圣人，因此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正视周公继位称王的事实，一方面又不得不极力为周公讳言，这才弄出了许多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
真正的麻烦是由周公的兄弟们引起的。武王死后，周公依武王的遗嘱继位称王，这本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但是，以管叔为首的叛乱却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因为这场叛乱是针对着王位的，涉及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周人的继统虽无定制，但此前奉行的基本是父死子继的原则。或许，武王临终传位给周公而不是成王，多少是受了商人兄终弟及观念的影响。但由此却引起了纷争，因为无论按照周人的传统还是商人的定制，周公都不具备严格的继位称王的合法性：按照周人的传统，继位称王者该是成王或成王的兄弟；而按照兄终弟及的商制，最有资格继位称王的也应该是管叔而非周公，因为管叔是武王之弟周公之兄。虽然真实的起因是对王位的觊觎，但叛乱者打出的旗号却是成王。这一点，《尚书》中说得很明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6]《尚书·金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