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下——殷周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意义(1)(4)
2017-05-19 01:02
导读：在周的地盘内，周公无疑是掌握大权的实力派，如果只是畿内的几个兄弟发些非分之想，是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这正如先前的太伯、仲雍，至多不过逃出
在周的地盘内，周公无疑是掌握大权的实力派，如果只是畿内的几个兄弟发些非分之想，是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这正如先前的太伯、仲雍，至多不过逃出周地远走他乡罢了(我们很怀疑后世儒者的溢美之词，总觉得太伯、仲雍的“乃艟Ｂ”可能也和王位的争夺有关)。但是，以管叔为首的发难却不同，乃是起于刚被征服的殷商旧地，且引起了整个东部地区的连锁反应。周面临的不是一场简单的畿内王位纠纷，而是一场打着合法旗号但却来自畿外的全面战争。《逸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蹴勃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8]《逸周书·作雒解》这里的逻辑关系十分清楚：武王“崩”，周公“立”，于是有三叔和东夷及熊盈的“略”。而一个“略”字说得很明白，也就是起兵大举进犯了。(注：“略”或以为“畈”之误，“畈”同“畔”，与“叛”通。参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杨宽直解为“起兵进攻之意”，似更确，谨从此说。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又：杨宽他处引《作雒解》，亦作“畔”，例见《西周史》第550页。)
面对这场突发的危难，周公义无反顾起而应战，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6]《尚书·金蟆返是，周公的出征一开始就遭到畿内族众和同盟者的强烈反对，即使周公宣称占卜得到了吉兆也无济于事。《尚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曷)不违卜?”[6]《尚书·大诰》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看起来，反对者的理由很充分：(1) 局势过于凶险(艰大)；(2) 民心不稳定(民不静)；(3) 反叛者或为周的王室成员(王宫)，或为同盟者的宗亲(邦君室)，或为自己的父辈亲属(予小子考翼)。因此，反对者甚至要求周公违逆占卜的结果放弃出征。当然，周公最终说服了族众和同盟者，并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平乱、二度克商和进一步拓展势力的东征战争。东征战争取得辉煌的胜利，不仅保住了武王克商的成果，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周的势力范围。
但是，东征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解决由三监和东夷叛乱所引发的王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也没有解决周的王权对被征服部落的控制问题。相反，随着周的势力范围前所未有的扩大，这两个问题都以更为紧迫的形式摆在蒸蒸日上的周人，特别是以周公为首的周统治集团的面前。
正是从这里出发，周人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创造。
三、周的文化创造：宗法
周公继位称王受到来自畿外亲兄弟的挑战，虽然他是畿内的实力派，但依然必须寻求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者。很显然，在这场围绕着王位继承的冲突中，周公的同盟者至少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拥有相当资历的实力派，不然虽为同盟却于事无补；第二，必须与王位继承权无涉，否则当无异于养虎为患。十分幸运的是，周公找到了这样的同盟者，这就是姜姓的太公望和姬姓的召公。《尚书》记载：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6]《尚书·金蟆
这里的二公，就是太公和召公。只因为周公说服了二公并争取到二公的加盟和支持，他才能够依靠同盟的力量赢得东征战争的彻底胜利。由于古代文献的阙轶和过于简略，二公加盟的具体情势究竟如何已经无法确知，但却依然可以从中窥测到一些真实的信息。关于太公，《史记》有这样的记载：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9]《史记·齐太公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