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下——殷周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意义(1)(5)
2017-05-19 01:02
导读：关于召公，《史记》也有记载： 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
关于召公，《史记》也有记载：
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君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逵幸蟆！庇谑钦俟乃说。[9]《史记·燕召公世家》
从司马迁的记载看，太公和召公，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在外，一个在内；一个为畿外的大国封君，一个为畿内的实力人物。正是太公和召公的内外相助，才有周公的“居东二年”、“罪人斯得”。但是，同盟是有代价的，是同盟各方彼此妥协，求同存异，以达成各自权利义务关系的统一和一致的结果。那么，在周初生死存亡的危难中结成的这个三公同盟，其权利义务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先看太公。太公虽为武王克商的头等功臣，但毕竟是异姓，因此无缘要求周的畿内权利。太公受封于齐，正如周公之受封于鲁和召公之受封于燕；但不同的是，太公旋即至国，而周公和召公却皆不至国而留任畿内。武王死，周公立，“管蔡作乱，淮夷畔周”；太公看似无条件响应周公支持平叛，担负起“远东”外围征伐的重任，但同时却获得了至为宝贵的扩张和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很显然，齐在春秋时期的率先称霸，是与太公打下的大国基础不无关系的。
再看召公。召公是周的同姓，但不是王室直系，其实际的地位可能相当于族内长老。因为不是王室直系，因此无缘觊觎空悬的王位；但因为是周的族内长老，因此又有权对周公的继位称王“疑之”和“不说(悦)”。对于召公的“疑之”和“不说(悦)”，周公自不能等闲视之，因此才有传世的《君》。一篇《君》，既是对召公的赞美，也是对召公的请求；既是周公自己的表白，更是对于结成同盟关系的允诺。周公说：“襄我二人，汝有合哉?”——除了我们二人，你还从那里找得到可以契合的人呢?正可谓一语道破，东征胜利后周畿内“分陕而治”的政治格局即由此而奠定。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契合，“于是召公乃说(悦)”，受封而不至国，“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所谓“亦”，正是相对于“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而言。[9]《史记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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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来看周公。三公同盟的核心或“盟主”，当然是周公。但是，由于召公基于其身份、地位和实力而对周公的继位称王“疑之”和“不说(悦)”，因此要赢得召公的加盟，周公就不得不做出重大的让步。从事后的结果看，周公的让步归结到一点就是有条件地放弃“当国践祚”的权利：周公还政于成王，但却保留“自陕以东”的势力范围，坐镇成周而世为周公。周公还政于成王，被后世儒者加以道德的渲染，俨然成为德冠古今的第一圣人。在这一点上，即使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也概莫能外。但是，如果我们摘掉儒家传统道德的有色眼镜，就不难发现，周公的还政于成王实在是迫于客观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平衡而势所必然的事情。细读《尚书》的《召诰》和《洛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召公不折不扣已然就是成王的监护人和周公还政于成王的督察官：是召公领着“庶邦冢君”来到新建的成周洛邑向周公进献礼物，又是召公直接面对周公而向成王发表了一通长篇教诲，最后还是召公代表“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向即将亲政的成王宣誓效忠，正所谓“保受王威命明德”是也。在周公，一方面是对来到新都洛邑的成王明确表态“朕复子明辟”(“复辟”一词即由此而来)，一方面则一如既往照例给予成王一通教诲。至于成王，却不过是在召公的保驾下完成了亲政的仪式，而后则程式性地下了一道让周公留守洛邑的命令即匆匆离去，依旧回他的镐京去了。所谓“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几千年来被人们吹得神乎其神的周公还政于成王的圣行，不过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