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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现代性与现代风险社会——对康德、福柯

2017-05-19 01:02 内容摘要：
康德的启蒙思想包含着应用理性来反思和批判的精神，福柯阐述了现代性与启蒙问题的内在联系，主张现代性的根本也是具有批判性的，是对人类历史有限性的反思。当然，现代性也具有其反面性，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现代风险社会。因此，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启蒙，需要保持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和警惕。

关键词：康德、启蒙、福柯、现代性、吉登斯、风险社会。

作为历史事件，启蒙运动被后人屡次提及，一再反省，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它留下的精神和启示至今值得我们现代人深思。本文的启蒙运动泛指自产生于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之历史事件以来人们对启蒙思想的思考。它不仅仅是一次历史事件，更是一个至今依然延续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反思启蒙，应该从康德开始，因为是他在1784年的《柏林月刊》杂志第4卷第12期上发表了题为《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文章，从而将启蒙问题凸显为世人所关注。

一、康德的启蒙思想
康德的启蒙思想是针对封建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对人们的精神制约与禁锢。因而在理论上，康德一开始首先就指出，所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i]康德列举了不成熟状态的表现，并认为，而这种不成熟的状态是人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康德认为，实现人们脱离不成熟状态的条件是自由，是人类运用自己思想理性上的自由。“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ii]因此，我们看到，康德把启蒙运动的核心归结为自由地运用人类自己天赋的理性，勇敢地去面对各种人为的制约和禁锢，这些制约和禁锢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不合理的，但它们都需要经过我们理性的审判。启蒙是艰巨的，它不像政治革命可以通过急风暴雨式的运动，启蒙是长期的，也是缓慢的。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面对各种限制，康德认为，要采取不同的理性审判方式，即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两种方式，“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iii]因此，公开运用理性所指的就是人们从人“类”的角度审视各种限制和制约的合理性，而私下运用理性所指的是人们从岗位职责的角度审视各种限制和制约的合理性。康德在理性的运用上特别强调，对于岗位、职位上制约，我们必须服从，因为这是维护一个共同体（社会）所必须的；但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他又具有运用理性反思和批判这些制约、规范的必要和权力。但无论怎样，康德认为，只要能够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一种启蒙，就是人类的进步。启蒙就是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合理地审视和批判各种限制。因此，启蒙的精神在于批判与反思。
在康德看来，启蒙还是人的一种权利，因为启蒙是人的自由的象征，或是自由的实现；启蒙又是人的一种义务，因为人有义务认识事物的真相，或是说认识事物真相的实现。所以，在康德那里，人可以因种种原因而推迟启蒙，但人不能放弃启蒙，因为放弃启蒙意味着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抛弃，这将意味着对人或成为人的放弃。“一个人确实可以为了他本人并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自己有义务加以认识的事物的启蒙；然而迳行放弃它，那就无论对他本人，而更其是对于后代，都可以说是违反而且践踏人类的神圣权利了。”[iv]因此，启蒙是人的一种存在，与人的自由、权力和义务一起，构成人的一种本体存在。
但是，康德的启蒙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首先，康德“公开”和“私下”运用理性具有这样一个意蕴，即只要被确定下的规范、制约就具有至高无上的制约性，必须被无条件地尊崇，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个社会，这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典型表现。但这并不排斥或放弃人们继续从“类”或“世界公民”的角度对这种规范和制度进行怀疑和批判的权力。于是，就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假如人类的限制与岗位职责的限制出现矛盾时，或者说，假如公开理性与私下理性之间产生矛盾时，该如何解决？其次，康德在人类启蒙的可能性上，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公众自我启蒙的可能性，他说：“然而公众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v]这表明，康德认为，只要给予人们以自由，公众的自我启蒙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康德又将公众的启蒙寄托于某一圣明的君主，认为“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可以保障公众安宁的君主，才能够说出一个自由国家所不敢说的这种话：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vi]这意味着，启蒙是可以的，但启蒙是有限度的。公众的启蒙是需要一个已经启蒙了的君主才能实现。康德的这一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正是德国古典时期整个思想状况的典型表现，即理论的革命性与现实的妥协性的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