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现代性与现代风险社会——对康德、福柯(4)
2017-05-19 01:02
导读：与福柯相似，吉登斯也强调了现代性问题的模糊不清，他说：“何为现代性，首先我们不妨大致简要地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
与福柯相似，吉登斯也强调了现代性问题的模糊不清，他说：“何为现代性，首先我们不妨大致简要地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征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xviii]之所以如此，吉登斯认为，我们是处在一个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即不仅仅是一个世纪的转折，它更是一个预示着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如今的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知识社会等，都标识着这一社会转型的到来。而所谓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也是对这一转折时期的描述。但是，在吉登斯看来，“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xix]也就是说，我们正处于现代性之中，我们对现代性的模糊认识，一方面是缘于生在其中；另一方面在于社会转型或社会的未定型。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对现代性的基本现象还是可以感觉和把握的，“正像每个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所看见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xx]可见，吉登斯也是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看待现代性。当然，无论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现代性的这种双重效应（特别是阴暗面）都值得我们去追溯其中的缘由，而一旦如此追溯，则启蒙思想就成为吉登斯反思的焦点之一。
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只要人们对社会生活、社会世界的知识把握的越多，人们就越能够控制社会世界，然而，人们的理性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人类的理性能够带领我们实现历史的进步。但是，吉登斯认为，启蒙思想家们的这一理想或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不仅因为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对理性的局限性思考甚少，而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世界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不稳定性和多变性。”同时“启蒙理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产生于某种神学目的论以及上帝恩赐之成就的宗教情境。……如果没有这些先在的认识环境，启蒙主义原本就几乎是不可能的。”[xxi]也就是说，启蒙思想家们把理性看作是先在的和完美的，因而理性所具有能力使得它有“理性神授论”的万能倾向，这是神学目的论的翻版，是新的宗教情节。吉登斯还认为，启蒙思想家们把理性看作是无止境的和不受范围约束的，这在表面上是对理性的高扬，实际上则是将它推向一个尴尬的境地，一种虚无主义的境地，“从一开始，启蒙主义理论中就包含有虚无主义的萌芽。如果理性的范围完全是不受约束的，就没有任何知识能够建立在毫无疑义的基础之上，因为即使是那些基础最为牢固的观念，也只能被看成是‘原则上’有效的，或者说，‘直到进一步的发现’出来以前，它们是有效的。”[xxii]正是由于启蒙思想家们对理性的这种无限推崇和“超值”发挥，使得现代性的核心成为理性至上和理性万能，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理性的知识化、知识的技术化和技术的工具化，其所带来的阴暗面也随之出现。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xxiii]现代性的阴暗面就是风险社会的出现。吉登斯认为，风险一词是从西班牙或葡萄牙传入
英语的，最早是指航海中的不确定性。因此，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传统社会和文化虽然有风险现象存在，但他们没有风险概念，而是用运气、命运、上帝意志等来表示。风险概念的出现，预示着现代人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宇宙决定论的否定，以及对突发事件之可能性认识的深化，风险概念还预示着一个新型社会，“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xx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