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考(1)(2)
2017-05-22 01:01
导读：这种直觉、感受或者说体悟合理吗？具有优越性吗？我当时并不知道也无暇顾及。但当它长久执拗地支配着我对这句诗的理解时，我终于通过追问、辨析和
这种直觉、感受或者说体悟合理吗？具有优越性吗？我当时并不知道也无暇顾及。但当它长久执拗地支配着我对这句诗的理解时，我终于通过追问、辨析和思索为它的成立和优越找出了一些理由。
首先，按照我的理解，“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并清醒意识到自己在应对世俗事务方面毫无“长策”的人归隐“旧林”必然具有与楚襄王、张梦得等俗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形象。据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描述，楚襄王是一个好听阿谀奉承之辞、好游云梦之台、头脑简单、贪恋世俗名利的好色之徒，张梦得也不过是失意官僚。他们在日常生活里不能不注意威严、仪表，不得不不同程度地遵守世俗礼法。衣着得体，衣带紧束，“王貌”或道貌岸然，是他们在世俗生活中的标准形象。只有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像古今旅游者一样，解带披襟，以图一快。但是，即使是这种追求舒适、快乐的动作，也是他们既“系心”于世俗事务的压迫又“系心”于凉爽之风带给他们的暂时解放并一心一意抓紧时机利用这种解放的结果。这种结果与“好静”、“万事不关心”的心态和情趣毫不相关，只证明他们永远只能是山林生活的旁观者和窥视者。相反，具有上述心态和情趣的隐者却无须注意威严、仪表，无须遵守世俗礼法，无须衣着得体，衣带紧束，“王貌” 或道貌岸然。宽袍大袖，衣带轻绾，浑身显示出一种透骨的轻松闲散，当是他们在山林生活中的标准形象。只有这种形象才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心态和情趣符合逻辑的外部展现，才是真正隐者的形象。当然，这也为“风吹带自解”提供了可能。正是这种形象和可能，为我们将“松风吹解带”作连动句理解奠定了基础，找到了根据：只有这种符合诗意逻辑的形象矗立在我们想象空间，“风吹带自解”的戏剧化场景才可能出现，连动句理解才能成立。反之亦然：只有将该句作连动句理解，戏剧化场景才会突然敞开，真正的隐者形象才会矗立于我们的想象空间。相反，如果对这句诗作复合句理解，势必将抒情诗主人公与楚襄王、张梦得、旅游者等俗人形象叠合在一起，让后者模糊、扭曲、玷污、变形前者，使之“俗”化，使他也像那些俗人一样，只知道一遇好风便慌里慌张、赶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急赶忙地迎风解带。试想一下，这是多么令人失望、灰暗庸俗的场景。这说明，两种不同的理解能召唤出两种不同的形象，赋予全诗两种不同的意蕴。它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形象和诗歌意蕴不仅形成于字法、词法之中，也形成于句法之中，它们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其次，据我理解，溶入山林生活的隐者对山林生活的理解应该不同于一般人，应该更能体会山林生活的妙处。在一般人看来，山林生活之所以值得向往、赞美，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城市生活的环境和实现“自由自在、悠然自得、舒心愜意”等愿望和目的的条件，这符合一般人对“自由”的理解。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自由”也只具有“有目的而达目的”的意义。而我认为，在一个真正的隐者看来，山林生活的意义不仅在此，更在于它能让人领略、体会“无目的而合目的”的生活的妙处。所谓“无目的而合目的”，在这里不具有康德在美的分析中赋予审美观照的意义，而只与我国道家传统向往的“无为而无不为”生活理想相联系。“无目的”即“无为”,“合目的”即“无不为”。只有“无目的而合目的”的生活亦即“无为而无不为”的生活才是我国道家传统、隐逸传统追求的理想生活，才达到了它们理解的“自由”境界。尽管这种“自由”能否成为一种持久的生活方式值得怀疑，但作为一种理想，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道家传统和隐逸传统之中并且具有合理性和独特价值，这有老庄著作和无数道家文献、隐逸生活文献为证。正是这种自由观的确立，才标示了道家传统、隐逸传统与世俗传统的区别，才突显了它们超凡脱俗的品格。在它们看来，“无目的而合目的”的自由比一般人所谓“有目的而达目的”的自由高了一个层次，也是毋庸置疑的。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将这句诗理解为复合句，标示的只是一般人理解的自由，而将它理解为连动句，标示的却是符合道家传统、隐逸传统的自由。它意味着，衣带并没有被人“有为”地解开，而是被风吹拂着自动解开。此时此际，人彻底“无为”，但“无为”达到了“有为”的目的，享受到了“此时无为胜有为”的愉悦。这岂不将人带入了更高的精神境界，更突显了山林生活的妙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