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艺(3)
2017-08-01 01:03
导读：真的知难而言訒者必求之于“学”。“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4）“好学”在孔子那
真的知难而言訒者必求之于“学”。“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4）“好学”在孔子那里意味着与生生易境的接通，打破任何现成者的束缚，构成成仁的契机。这“现成者”不仅包括被固执的物质对象（“利”），更包括被当作了精神实体的“仁、义、勇、智、信”这些美德，对它们都需要以“学”来破其执（9.4）而还其本来的活泼面目：“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7.8）正是由于知难而好学具有如此关键微妙的地位，又是如此动态和反现成化，孔子将“好学”视为他自己最突出的特点，（5.28）并只许与颜回。（6.3）实际上，“学”是儒家不同于其他流派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是与求仁内在相关的。用西方哲学的话语讲就是，对于孔子，“学”不止是“认识论”的，而更是“存在论”的。当然这“存在”或“本体”应作为“变化境域中的纯构成”而看待。“学”者方为君子，（6.18, 6.27）“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14.6）而在孔学意义上的“好学”者就是真仁者了。
由此可见，求仁者会有某些特定的情绪。首先是“爱人”（12.22）。当然这不是普世的对神与人的爱，而是发自天然的人际关系——亲子关系——的慈孝之爱，以及以“恻隐”、“不忍”等方式“与时偕行”、化洽天下之诚爱。正因为这种爱无超越者可依傍，无普遍有效性可把持，所以面对莫测之世事，不能不害怕；体会求仁之难，不会不生畏惧。“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6.8）由此而生出恭敬之心。“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13.19）“敬鬼神而远之”。（6.22）“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xx 由恭敬而生耻感。“行己有耻”。（13.20）“恭近于礼，远耻辱也”，（1.13）“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4.27）当人达到了仁的境界，又不能不“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7.19）“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4.2）“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6.11）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这样看来，仁绝非可以用普遍化方法把握、用“概括”和直言的方式一口说尽的观念原则。它是多个维度构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结构，有其自身的人生情状、言语方式和“气象”。为近现代学者们所慨叹的仁的“矛盾与神秘”，就来自于这样一个情况。问题还在于，不了解这个结构，就无法真正理解仁的含义。一个只知道赢（“是”，“真”）与输（“不是”，“假”）的西方武士或精神武士如何能真正理解太极推手、插花、茶道或“射礼”（3.7, 3.16）的深厚蕴意呢？
三． 仁者人也
以上已经讲到，知成仁之难就必求之于学。仁不能只靠遵循任何原则来达到，甚至为更高的精神原则而献身本身也不能算是仁。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精神导师，比如基督、苏格拉底、穆罕默德等，尽管可以说是“救世主”、“先知”、“圣徒”、“哲学家”，但都说不上是仁者。《中庸》引孔子的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20章）孟子也讲：“仁也者，人也。”xxi 这话的基本意思应该是：仁就是做人的极致，不多也不少。想以某种原则和信仰来超出人的实际生活境域，达到彼岸或等级上更高的境界，就无仁可言了。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7.21）“敬鬼神而远之。”（6.22）正因为“远”而“敬”之，这“鬼神”才既不实体化为“全能全善”的位格神及其教会，又不世俗化为古希腊宗教中的奥林匹斯诸神（这些神的世俗“人性”居然让他们做出“奸淫、彼此欺诈和盗窃xxii 之事），而是那源自人生，但又深化人生、净化人生、丰富人生的境域之神，也就是处于合适位置上的祖先神与天。敬这种神，就是以“亲爱（亲子之爱）”为大为源，以“至诚”通天通神，“诚者天之道”，“故至诚如神”。xxiii 因此，才能“祭神如神在”。（3.12）这样的神，“不伤人”，xxiv 而是泽福人。由此可见仁的深邃含义，它指示着中西思想、文化在源头处的重大不同。朱熹将仁视为“理”，所以他对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的解释就未能搔到痒处。他讲：“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xxv 将仁当作理、人当
作物[身体]的二元化看法不仅过于松散，未见出仁与人、成仁与成人的相互内在需要，而且容易将这“理”变为与“人欲”对峙的“天理”，殊失孔子“德色不二”（“好德如好色”，9.18）和《中庸》中讲的“造端乎夫妇”（12章）的旨趣。实际上，任何观念化、对象化、普遍化都会使仁脱开使其成活的人生境遇或境域，都是在做方法上的“超越”，也就是“非仁化”。在这方面，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中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话：
